经典短篇:一个穷人谈专利权

　　我不习惯给报纸写文章。一个工人，除了几个星期一、圣诞节和复活节以外，一天至少劳动十二至十四个小时，他会写什么呢？但是有人要我把我想说的，老老实实写下来，这样我才提起了笔，让我尽我的力量做吧，如果写得不对，请读者原谅。

　　我出生在伦敦附近，但自从满师以后，我几乎一直在伯明翰的一家作坊做工（你们称作工厂的，我们叫做作坊）。我的学徒生活是在德特福度过的，它离我出生的地方不远；我的职业是铁匠。我的名字是约翰，但从我十九岁起，大家便管我叫“老约翰”，因为我的头发稀稀拉拉，没有几根。眼前我五十六岁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头发比起上述十九岁那年，既没多些，也没少些。

　　到下一个4月，我结婚便满三十五年了。我是在愚人节 [1] 结婚的。让大家笑我在这一天成亲吧，我那天娶的可是一个好妻子，对我说来，这一天跟别的日子一样，是个聪明的日子。

　　我们生过十个孩子，其中六个还活着。我的大儿子在意大利班轮“南方号”上当轮机员，轮船来往于马赛和那不勒斯之间，中途停靠热那亚、里窝那和契维塔韦基亚。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发明过不少有用的小东西，然而什么好处也没捞到。我两个儿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干得不错——直到上次来信，他们还是单身。我的一个儿子（詹姆斯）发疯似的，去当了兵，在印度负了伤，肩胛骨上带着一颗枪弹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这是他亲自写信告诉我的。他死了，他是最漂亮的一个。我两个女儿，一个（玛丽）境况还不错，但胸腔积水。另一个（夏洛特）的男人卑鄙无耻，丢下她跑了，她只得带着三个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我最小的儿子才六岁，他对机械有些天赋。

　　我不是宪章派 [2] ，以前也从来不是。这并非说我没有看到社会上存在许多叫我生气的弊端，然而我认为那不是纠正它们的办法。如果我认为那样，我就成了宪章派。但我不认为那样，我不是宪章派。我读报，参加讨论会，这是在伯明翰我们所说的“交谊室”里，我认识了不少好人和宪章派工人。注意，这都不是有实力的人。

　　我不想吹牛，但应该说，我是生来就有些发明才能的，因为不先声明这点，我就没法把我要讲的事讲清楚。我为一种螺丝钉拿到过二十镑，它至今还在应用。二十年来，我断断续续反复试验，想完成一项发明。去年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我终于把它完成了。完工以后，我把老婆叫来，我们站在那儿，再也忍耐不住，眼泪直挂到了模型上。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威廉·布彻，他是宪章派工人，属于温和派。他能说会道，口才很好，又非常活跃。我常常听他说，我们工人在这世上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尤其这几年中机关林立，许多不该当官的都当了官，可是我们只能服从，掏钱支持那些不该支持的衙门。威廉·布彻说：“确实，所有的老百姓都得这么做，但最沉重的负担落在工人身上，因为他们本来已一无所有，非常贫困，同时也不应该在他们要消除不幸，伸张正义的时候，再给他们增加困难。”注意，我写的都是威廉·布彻的原话。他是为了上述目的，特地讲这番话的。

　　现在言归正传，谈我的模型。它在圣诞节前夕夜里十点钟完成了，离现在已将近一年。我省吃俭用，把节省的钱都花在模型上；遇到日子不好过，或者我女儿夏洛特的孩子生了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我只得把它丢下，有时一丢就是几个月。为了精益求精，我装了又拆，拆了又装，反复试验了不知多少次。它终于完工，成了上述那个美好的模型。

　　在圣诞节那天，威廉·布彻与我为这个模型作了一次长谈。威廉相当聪明，但有时不免偏激。威廉说：“约翰，你打算把它怎么办？”我说：“申请专利。”威廉说：“怎么申请专利，约翰？”我说：“领取专利证。”于是威廉声称，专利法是残忍的骗局。他说：“约翰，要是你在取得专利权以前，就把你的发明公开，任何人都可能窃取你辛勤劳动的成果。你的处境是进退两难，约翰。如果你想事先找个人合作，让他来负担申请专利权的大量费用，你非吃大亏不可；如果你想少吃一些亏，你势必找许多人商量，东奔西跑，把你的发明弄得尽人皆知，结果它给人暗中偷走你也不知道。”我说：“威廉·布彻，你胡诌什么呀？你有时有些偏激。”威廉说：“不，约翰，我告诉你的是实话。”接着，他又把这番话发挥了一通。我对他说，我要自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

　　我的大舅子乔治·伯里，住在西布拉米奇（不幸他的老婆喝酒成瘾，把什么都典卖光了，在伯明翰监狱蹲过十七次，最后才算脱离苦海，归天去了），他死后留给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一笔遗产，一共一百二十八镑十先令英格兰银行债券。我和老婆还从没动用过这笔钱。注意，我们也会年老，丧失工作能力。现在我们同意，要为发明申请专利。我们说，不妨用它几个——我是指上述那笔钱——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威廉·布彻给我写了封信给伦敦的托马斯·乔依。乔依是木工，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爱玩掷铁圈游戏。他住在伦敦切尔西区，教堂附近。我向作坊告了假，讲好回来再去上班。我是一个熟练的工人。我不是戒酒主义者，但从不喝酒。过了圣诞节，我便搭廉价列车前往伦敦，在托马斯·乔依家租了一间屋子，讲明租一星期。他结婚了，有个儿子在当水手。

　　托马斯·乔依对我说（根据他手头的一本书），为发明申请专利，第一步应该做的，是写一份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的申请书。威廉·布彻也这么说过，已为我拟就了一份。注意，威廉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另外还要附一份给大法官庭长官的呈文。这我们也同样写好了。费了不少周折，我总算在圣堂石门附近大法官庭巷的南安普敦大厦 [3] 找到了一位长官，递上了呈子，我付了十八便士。他们叫我把呈文和申请书送交白厅的内务部；等我找到那个衙门以后，我把它们留在那儿，等待内务大臣批示，为此我付了两镑两先令六便士。六天后，他批了，并通知我把它送往总检察长公署，留在那儿等待审批。我照办了，又付了四镑四先令。注意，在这整个过程中，非但没有一个人为那些钱谢过我一声，而且对我很不客气。

　　这时，我在托马斯·乔依家租的房间，已续租一周，现在五天又过去了。总检察长公署办了他们所说的例行公事（正如威廉·布彻在我动身前说的一样，我的发明权是不容否定的），我又带着这公事回到内务部。他们把它正式抄了一份，那就是所谓许可书。为这许可书，我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它得呈送女王签署。女王签署后，又把它送回内务部。内务部又签了字。等我去时，一位先生把它扔给了我，说道：“现在把它送往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那时我已在托马斯·乔依家住到第三周了，由于那些费用，我过得非常节省。我觉得自己有些泄气了。

　　在林肯法学协会内的专利局，他们起草了关于我的发明的“女王敕令”和“敕令摘要”。我为此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他们“把敕令正式抄了两份，一份送交印章局，一份送往御玺局”。我为此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三镑印花税不包括在内。该局文书又恭录了一份供女王签字用的女王敕令。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外加印花税又是一镑十先令。然后我再把女王敕令送往总检察署签了个字。我领回时，又付了五镑。我拿着它，又跑进内务部。内务大臣又把它呈送女王陛下。女王又签了字。我为此又付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我在托马斯·乔依家已住了一个多月。我精疲力竭，耐心快完了，钱袋也快空了。

　　托马斯·乔依把进行的情形通知了威廉·布彻。威廉·布彻又在伯明翰的三个交谊室中谈起了它，从那儿又传到了其他交谊室，后来我听说，英国北方的每一家作坊都知道了这事。注意，威廉·布彻在交谊室的讲话中说，这是宪章派扩大阵容的专利道路。

　　但我的事还没办完。女王敕令还得送往河滨大道萨默塞特大厦的印章局——印花税局也在那里。印章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大印，以便呈送掌玺大臣”。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御玺局文书在敕令上“盖了御玺，以便呈送大法官阁下”。我付了他四镑两先令。盖了御玺的敕令又送到了专利局文书手中，他根据它填写了专利证。我付了他五镑十七先令八便士；同时，我又为专利证一次付了印花税三十镑。然后我得为“专利品木箱”付九先令六便士。注意，这木箱如果让托马斯·乔依做，他只要十八便士，还可以赚钱。接着，我得付给“大法官办公厅掌印官、副掌印官手续费”两镑两先令。我还得付给“卷宗处处长手续费”七镑十三先令，付给“卷宗处副处长手续费”十先令。接着，我得再付给大法官庭手续费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我得付给“卷宗封存员和火漆员手续费”十先令六便士。我住在托马斯·乔依家已超过六周，我的发明取得的不容否定的专利权，花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士，还仅仅限于英国本土。如果我要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取得专利权，恐怕非三百镑不可。

　　好吧，我年轻时只受过极有限的教育。你会说，这对我太糟了。我也这么说。威廉·布彻比我年轻二十年。他知道的比我多一百年。如果威廉·布彻要为一项发明申请专利，在这形形色色的官员之间来回奔波的时候，他会比我精明一些，不过我想他的耐心也许比不上我。注意，每逢提到那些看门的、收发的和办公的老爷，威廉·布彻往往便会火冒三丈。

　　我并不想说，在我为我的发明申请专利的时候，我对这种生活感到多么讨厌。但我得指出：一个人好心好意想作些发明创造，结果却落到这步田地，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这合理吗？他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怎么会不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是每一个想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者必然有的感觉。再瞧瞧那笔费用。如果我确实有些能耐（谢天谢地，我的发明现在已得到承认，发挥了作用），在我动手工作以前，先得付出那些代价，这对我，对国家，都多么残忍！你们自己算一算吧，那一共是九十六镑七先令八便士。不多也不少。

　　威廉·布彻抱怨机关林立，我还有什么好反对的呢？瞧，内务部，总检察长公署，专利局，文书科，大法官庭，御玺局，还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什么文牍，抄写，掌印官，卷宗处长，副卷宗处长，卷宗封存员，火漆员。在英国，一个人哪怕要为一根橡皮筋，或者一只铁环申请专利权，恐怕也非得在所有这些关口付钱不可。有的还得付几次。我经历了三十五道手续，从女王陛下开始，到火漆员为止。注意，我真不知道这火漆员是个啥玩意儿，这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东西？ [4]

　　我要讲的话都讲了。我已写下了一切。但愿已写得很清楚。主要不是指我的文章（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是指它的内容。现在我得用托马斯·乔依的话作结束。我们分手时，他对我说：“约翰，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真像它理所应当的那样，那么你只要到伦敦来，把你的发明作个准确说明，画出图样，大致付那么半个克朗，马上就可以领到专利证了。”

　　我的意见与托马斯·乔依的一样。再说一句。我同意威廉·布彻的话，他说：“什么卷宗处，火漆员，这些家伙应该统统滚蛋，在英国当官的已经太多，老百姓早已受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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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西方习俗，4月1日是愚人节。

　　[2] 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工人阶级提出了《人民宪章》，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50年代后运动逐渐低落。

　　[3] 这是指当时设在该处的一个咨询机构，还不是正式受理机关。

　　[4] 火漆员是调制和管理封文件用的火漆的官员，属大法官办公厅。原文只用火漆两字，因此才有这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