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人物

　　第一章 对一些人的看法

　　令人诧异的是，一个人在伦敦生老病死竟然没有人会注意，无论是善意的、恶意的还是淡淡的注意。他在任何人的心中唤不起同情；他的存在，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感兴趣；他死后不能说是被人遗忘了，因为他生前就没有人记得他。在这个大城市里，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阶层，他们似乎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关怀他们。他们首先是迫于急需才拥到伦敦来寻觅工作和生计的。我们知道，要断绝把我们同我们的家和朋友们连接在一起的联系是困难的；而要抹掉对幸福的日子和过去的无数回忆更是困难。许多年来，它们一直潜伏在我们心底，此刻涌现在我们心头，为的是来使我们联想到已经分离的朋友，联想到我们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景象，也联想到我们曾经怀有的、后来可能已经放弃了的希望。这一切全都栩栩如生，令人吃惊。可是上述那些人幸亏早已把这些念头忘得一干二净。老乡们死的死了，移居的移居了。先前通信的那些人像他们自己一样，已经迷失于哪一座繁忙的城市的混乱和芸芸众生之中；他们已经渐渐安下心来成为一种安于习惯的有耐力的十足消极的生物了。

　　几天前我们正坐在圣詹姆斯公园的围墙里，有一个男人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立即认定他是这个阶层的一员。他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瘦高个子，穿着黑上衣、狭小的灰裤子和紧窄的、绑腿式小长统靴，戴着褐色獭皮手套。手中拿着一把伞——并不需要用它，因为那天天气晴朗——而显然是他每天早上总要带着它上班的。他在安放着出租椅子的那一小块草地前来回走着，他这么做并不像是为了娱乐或消遣，而却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正如每天早上他不得不从伊斯林顿后面的居住区步行到办公处一样。那天是星期一；他已经摆脱办公桌的束缚二十四小时了，正为了锻炼身体和娱乐在这儿走着——他这么做可能是生平头一遭哩。我们认为他很可能从来没有过假日，因而甚至此刻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好。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一群群人闲荡着，有说有笑；可是那个男人坚定地来回走着，既不注意别人，也没人注意他，那张消瘦苍白的面孔似乎不可能带有好奇或感兴趣的表情。

　　我们相信这个人的态度和外貌中有某种东西使我们了解了他的一生，或者不如说是他整天的情况，因为像这一类的人的生活天天都一样。我们几乎能看见他每天早上走进那间在屋后的黑暗的小办公室，把帽子挂在同一个木钉上，把腿伸进同一张办公桌下面；然后先脱下那件要穿一整年的黑上衣，再穿上去年穿的那件，他把那件旧衣放在办公桌里为的是要节省新衣。他在那儿一直坐到五点钟，整天不停地工作，像壁炉台上那个日晷一样有规律，它那响亮的嘀嗒声像他的一生一样单调，他只在有人走进账房间时抬了一下头，或者因在计算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抬头望着天花板，仿佛布满灰尘的天窗上有灵感似的，那扇天窗的每格玻璃中央都有一个绿色花结。大约在五点钟或者五点半时，他慢条斯理地从坐惯的凳子上下来，又一次换了上衣，出发到巴克斯伯里附近他平时常去的就餐处去。侍者用很知心的态度把菜单念了一遍——因为他是一位常客——他问了“今天切下的肉哪个部位最好？”和“有什么剩下的菜？”之后，便要了一小盘烤牛肉和蔬菜，以及半品脱黑啤酒。他今天要的是小盘，因为蔬菜比土豆贵一个便士。昨天他要了“两客面包”，前天还额外加一块干酪。这件大事解决之后，便把帽子挂起来——他刚才一坐下就把它脱掉了——并且预先约定旁边那位先生看完报就给他看。如果在吃饭的时候能够拿到报纸，他似乎就会吃得更加津津有味。把报纸靠在水瓶上不让它倒下，交替着咬一小口牛肉再看一两行报纸。恰好在还差五分钟就满一小时的时候，他掏出一个先令，付了账，把找头细心地塞进背心口袋里（先扣去一个便士给侍者），然后回办公处去，那天晚上要不是有外国邮件的话，在大约半小时后他又出发了。于是他以平日的步伐回家，走进他那间在伊斯林顿街的小后屋，在屋里喝了茶；也许一边吃饭一边同他房东太太的小男孩聊聊，借以减轻自己的苦闷，还偶尔因为小男孩解决了加法中的一些简单的问题，给他一个便士作为奖励。有时候，他得送一两封信到他的老板在拉塞尔广场的府第；那个富商听见他的声音，便从餐厅里喊道，——“进来吧，史密斯先生。”于是史密斯先生把自己的帽子放在门廊里一把椅子的脚边，怯怯地走进去。老板以恩赐的态度请他坐下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腿塞到椅子下面，离开桌子相当远地坐着，一面喝着主人的长子给他斟的雪利酒。既经喝毕，便轻步退出屋子，直到再回到伊斯林顿街上，他才从那紧张激动的状态之中完全恢复过来。这种人可怜而无害于他人；他们知足但不常乐；他们意志消沉、谦卑恭顺，他们可能并不感到痛苦，然而他们从不快乐。

　　且把这些人与另一阶层的人对比一下。后者与前者同样也是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同伴，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们通常是些白头发红脸蛋的老人，耽于葡萄酒和膝前有饰穗的长靴。他们由于某种不管是真正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原因——一般说来，是由于前一种原因，最充分的理由是他们富有而亲戚们贫穷——他们变得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在单人套间里扮演愤世嫉俗的角色，极其喜欢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人，使得他们接近的人都感到痛苦。你在任何场合都能看见这种人。在咖啡馆里，你可以凭着他们愤愤不平的牢骚和奢侈的饭菜；在剧院里，你可以凭他们总是坐在老座位上，以厌恶的眼光瞅着近处所有的年轻人；在教堂里，你可以凭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摆出的架势和他们应唱圣歌时的响亮嗓门儿；在联欢会上，则可以凭他们玩惠斯特牌戏时发脾气和厌恶音乐认出他们来。属于这种类型的老年人会把自己的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在自己周围收集了大量书籍、金银餐具和绘画，他这样做，并非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使那些虽有这种愿望却无财力与他竞争的人感到恼火。他参加两三个俱乐部，那里的所有成员不是羡慕他或者奉承他，就是恨他。有时候，一个穷亲戚——也许是一个已婚的侄儿——会要求他给予小小的帮助；于是他就会真的火冒三丈，指责年轻夫妻不注意节约，说他的老婆多么不足取，又说他胆敢生男育女，年入一百二十五英镑还要负债，实在不成话，此外还指控了其他不可宽恕的种种罪行；最后在结束他的告诫时，还对自己的品行来一番得意的评论，然后再微妙地提及教区救济。后来有一天他吃过饭突然中风死去。事先他已立下遗嘱将财产遗赠给一个贫民收容所，后者为他竖起一块纪念碑，赞扬他生前的基督徒品行，并表示因确信他在来世必然幸福而深感安慰。

　　我们对我们的非常特殊的朋友出租马车车夫、出租双轮马车夫和车上的看守所感到的钦佩，是与他们冷静的厚颜无耻的态度和完全的镇定自若很相称的；而除了他们，使我们最感到有趣的便莫过于伦敦的学徒那一阶层。他们不再是有组织的团体，不再受严肃的合同的约束，规定他们凭自己高兴可以随时在脑子里动怒、在手里抓起棍棒来吓唬陛下的臣民。如今只有师徒契约来约束他们。至于他们的勇猛气焰，那可以靠他们对新警察当局的有益的畏惧心理和潮湿的警察署的前景，轻而易举地加以制止，上述前景是以在警察局受到惩罚为结局的。然而他们仍然是一个特殊阶层，而且并不因他们不触犯别人而变得不那么讨人喜欢。难道有人在星期天会不注意到他们在街上吗？哪儿见过像这些小伙子在自己身上所表现的那种摆架子和讲排场的可爱尝试！上星期天或者再上一个星期天，我们跟在一小群人后面顺着斯特兰德街走去；他们整天为我们提供消遣的内容。他们是来自这个城市的某处，正朝海德公园走去，当时是下午三四点钟。他们共有四人，臂挽着臂，都戴白羔皮手套，活像四个新郎，穿着有新奇图案的薄裤子，穿的上衣至今在英语还没有它的名称——是介于厚大衣和外套之间的一种混合物，领子是厚大衣的式样，下摆则是外套的式样，口袋则是独树一帜的。

　　这几位先生各握一根顶端装着大流苏的粗手杖，他们有时以优美的姿态把手杖挥转一下。四个人为了装出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样子，有气无力、大摇大摆地走着，令人见了不禁失笑。其中一人有一块大小和形状都与一只里布斯顿苹果 [1] 差不多的怀表，塞在背心口袋里，他一路上同圣克莱门特教堂和新教堂的钟、埃克塞特交易所那口有亮光的钟、圣马丁教堂和近卫骑兵队所在地的钟一一仔细核对一下。他们终于到达圣詹姆斯公园时，其中穿着做得最考究的靴子的那个小伙子，为自己的脚特地又租了一把椅子，沉沉地坐上这把租费两便士的树林中的奢侈品，那气概使布鲁克斯与斯努克斯，克罗克福特与巴格尼格·威尔斯之间的差别都消灭了。

　　见到这种人我们可能会发笑，但是他们绝不会激怒我们。我们通常心情很好，因而也就几乎理所当然地对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友好得很。即使他们自身偶尔表现一些愚行，那也肯定比扇形街上那些早熟的小伙子的狂妄行为、摄政街和蓓尔美尔街上那些蓄着连鬓胡子的花花公子的打扮，或者任何地方老朽的骑士风度，都更能令人容忍得了。

　　* * *

　　[1] 一种从法国诺曼底移植到约克郡里伯霍尔的冬季苹果。

　　第二章 圣诞晚餐

　　圣诞时节！那个男人确实是个厌世者，因为圣诞节的再次来临在他心中并不能激起任何近似欢愉的感情，也不能唤起任何快活的联想。有些人会告诉你，对他们来说，如今的圣诞节已不像往昔的圣诞节；还说，在接着来临的每个圣诞节，他们都会发现前一年所怀的某个希望或者所预期的幸福前景暗淡了，或者已经成为泡影；而目前的圣诞节只不过使他们想起破落了的家境和窘迫的收入——想起从前宴请那些虚伪的朋友的情景，想起他们如今在逆境和厄运中接触到那冷淡的神色。决不要去在意这种凄惨的往事了吧。在世上活得够长的人，很少有人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里不会想起这种事。因此不要在三百六十五天中挑出最欢乐的那一天来回忆悲哀的事，还是把你的椅子朝热乎乎的火炉拉得更近些，斟满酒杯，开个头，使大家跟着都唱起歌来——要是如今你的房间比十几年前小些，要是你的杯子里斟的是散发着臭气的混合甜饮料，而不是发泡的葡萄酒，你应当欢颜相对，立即喝干它，再给自己斟一杯，愉快地唱你往日常唱的小调，并且感谢上帝，说情况并没有更差一些。你的孩子们围炉而坐的时候，瞧瞧他们一个个快乐的脸蛋儿。可能有一把小椅子空着；一个使父亲见了开心、母亲感到得意的小小个子可能已不坐在那椅子上。别把过去的事老挂在心上，别去想那个如今已经化为尘土的美丽的孩子，在短短一年前还坐在你跟前，他的双颊健康红润，快乐的眼睛显示出幼儿无知的欢乐。想想你目前的幸福吧——每个人都有很多这种幸福——而别去想过去的不幸，每个人都有些不幸。带着愉快的表情，心满意足地再给自己斟一杯酒。保证你会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在新的一年里你会幸福！

　　面对一年中这个到处洋溢着友爱、相互真诚地表达深情的时令，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一次圣诞节家宴！人世间再也没有比它使人更愉快的事了！圣诞节这个词的本身似乎就具有魔力。褊狭的猜忌与不和忘怀了；合群的感情在对之久已陌生了的内心被唤醒；父子或兄妹几个月以来，每次相遇都是避开对方目光或者冷淡地招呼而过，此时则伸出双臂，报以亲切的拥抱，把他们之间过去的敌意埋葬在当前的幸福之中。过去彼此怀念的和蔼的心，曾经由于傲慢和自尊的谬误见解产生的阻碍，如今又结合了，到处洋溢着友善和仁慈！但愿圣诞节从年首延续到年末（应当如此），使损坏了我们较好方面的性格的那些偏见和怒气，永久不对那些理应与之无缘的人起作用！

　　我们所说的圣诞节家宴并非仅仅是一次家属的聚会——并非事先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发出通知集合的，也不是这一年才发起、前一年在家中并无先例、次年也不像再会有的那种家属聚会。它是所有能参加的家庭成员一年一度的聚会，不分老少贫富。早在两个月之前孩子们已经热切地盼着了，以前是在爷爷家里举行；后来爷爷老了，奶奶也老了，都衰弱了，便不再管家务，并且同乔治叔叔住在一起，于是聚会总是在乔治叔叔家中举行，不过大部分东西都是奶奶供给的，爷爷总是一路蹒跚着走到纽盖特市场买火鸡，满怀喜悦地雇了一个杂务工替他拎着火鸡跟在身后，总是在付了工钱之外还坚持要他祝贺“乔治婶婶圣诞快乐、新年幸福”，喝一杯酒作为酬劳。至于奶奶，在举行聚会的前两三天她变得非常神秘而守口如瓶，但是嘴还不够紧，因此消息就漏出来了，说她为每个女仆买了一顶饰有粉红色缎带的美丽的新帽子，还为年幼的子孙们买了各种书籍啦、削铅笔的小刀啦、铅笔盒啦；更甭提在乔治婶婶原先已向糕饼店订购的食品之外她还暗中加了好几种，诸如为晚宴再添一打碎肉馅饼，为孩子们定购一块很大的葡萄干蛋糕。

　　在圣诞节前夕，奶奶总是兴致勃勃，在白天让所有的孩子们做取出葡萄干的核等等的活儿，每年她总一定要乔治叔叔下厨房，脱去上衣，搅拌做布丁用的面粉和作料半小时左右，乔治叔叔好脾气地照办，孩子和仆人们见了高兴得大叫大嚷。那天晚上临了大家总是非常愉快地玩捉迷藏游戏，开始玩不久，爷爷故意让人捉住，以便有机会表现一下自己的行动有多敏捷。

　　次晨，老两口子带着尽教堂座位所容纳得下的那么多孩子，浩浩荡荡地到教堂去，留下乔治婶婶在家里抹去一个个细颈盛水瓶上的灰尘，再把一个个调味瓶装满，乔治叔叔则把一只只瓶子搬到餐厅里去，喊着要开塞钻，还碍着所有的人的手脚。

　　上教堂去的一群人回来吃午饭的时候，爷爷从口袋里取出一小枝槲寄生 [1] ，引诱男孩子们在它底下去吻他们的小表妹和小堂妹们——此举使男孩子们和这位老先生作为一大乐事，可却违反了奶奶的礼仪观念，直到爷爷说他才十三岁零三个月的时候，也在一枝槲寄生底下吻了奶奶，孩子们听了一边拍手，一边纵声大笑，而乔治叔叔和婶婶也拍手大笑；于是奶奶显出很高兴的样子，仁慈地微笑着说爷爷是厚皮的坏小子，孩子们听了又笑开了，而爷爷则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更为笑得乐不可支。

　　可是所有这些娱乐与后来激动人心的事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奶奶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穿着一件蓝灰色绸外衣，爷爷身穿一件打着美丽的褶裥的衬衫，围着一条白颈巾，两人在客厅的火炉旁坐下，乔治叔叔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许多多堂弟妹、表弟妹们坐在火炉前，大家等着急切期待的客人来到，这时候突然听得一辆出租马车停下来，刚才一直朝窗外望着的乔治叔叔大声嚷道“简来啦！”孩子们闻讯猛然朝房门口冲去，手忙脚乱地冲下楼梯。在孩子们喧哗的“哦，哎呀！”的叫嚷声中，罗伯特姑丈和简姑姑、可爱的小宝宝和保姆，全体都被迎上了楼，同时保姆则一再告诫别碰伤小宝宝。于是爷爷接过小宝宝，抱在怀中，奶奶吻她的女儿，先来到的人引起的混乱几乎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叔叔舅舅婶婶舅母和更多的堂表兄弟姐妹们也来了。成年的堂表兄妹们互相调情，年幼的也互相调情，此时除了一片乱哄哄的欢声笑语的喧闹以外，什么也听不见了。

　　在谈话停顿的一瞬间，临街大门上传来一下怯怯的双叠敲门声，引起了“谁呀？”的问话，两三个原先就站在窗前的孩子轻声通报说是“穷姑姑玛格丽特”。乔治婶婶听了便走出房间去迎接新来者。奶奶顿时把身子挺直，态度呆板而庄严；因为玛格丽特没得到她的同意嫁了个穷人；由于贫穷还不足以惩罚她的过错，她还被朋友们抛弃了，也不得同她最亲爱的亲属交往。不过圣诞节来临了，就如半冻的冰块在早晨的阳光下那般，过去一年中与较好的气质斗争的冷酷感情在它温暖的影响下融化了。父母不难在一怒之下痛斥不顺从的女儿，可是在充满友善和欢乐的时期把她从炉边赶走，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她一年一度曾经多少次在同一个日子里坐在火炉边，逐渐地从幼年时期发展到少女时期，接着几乎觉察不到地突然间成了一个容易激动的美丽的女人。因此那位老太太有意识采取的严正神色和冷冷的宽恕态度对她很不相称。那个可怜的女儿被她的嫂嫂领进屋来时，只见她脸色苍白，情绪低落——并非由于贫困，因为对于这个她忍受得了，而是由于觉得母亲不该这样怠慢和冷遇她——但不难看出老太太的态度有几分是装出来的了。继片刻踌躇之后，那女儿随即猛地摆脱她的嫂嫂，扑到妈妈的脖子上抽抽噎噎地哭了。父亲急忙走上前去，握住她丈夫的手。朋友们一拥而上，围住他们，热诚地祝贺他们，于是又呈现了快乐融洽的情景。

　　说到那顿晚宴，真是令人极其愉快——一点儿差错也没有，个个都情绪高涨，存心使别人高兴，也让别人使自己高兴。爷爷详尽地叙述买那只火鸡的经过，还稍微扯开到在昔日圣诞节买火鸡的一些事，奶奶则在一旁证实着最细微的细节。乔治叔叔讲故事，切鸡鸭，喝葡萄酒，同旁边餐桌上的孩子们开玩笑，向在对别人表示爱情的小辈们眨眨眼睛，也向被求爱的小辈眨眨眼睛，以他的好性情和殷勤好客的劲儿使所有的人都高兴起来。最后一个矮胖的仆人端着一只巨大的布丁，摇摇摆摆地走进屋来，布丁上面插着一小枝冬青，孩子们大笑大嚷，胖乎乎的小手拍将起来，短短的胖腿踢呀踢的，只有当小客人们见到把点燃了的白兰地酒浇入碎肉馅饼的惊人技艺在表演时的热烈鼓掌才比得上那股高兴劲儿。接着端来的是点心！——还有葡萄酒！——还有有趣的事呢！玛格丽特姑父有如此出色的谈吐，还唱出如此好的歌，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个挺好的人，而且对奶奶那么体贴入微！爷爷甚至不仅以空前的气势唱他那首一年一度的歌，而且在大家按每年的惯例一致要求再来一个 以后，他居然唱了一首只有奶奶从前听见过的新歌；还有一个无赖的年轻表亲，他曾经因某些懈怠和冒犯的滔天罪行而失去长辈的宠爱——是忽略了拜访和坚持喝伯顿啤酒。他意外地自愿唱了几首大家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滑稽非凡的歌，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这个夜晚就如此在合乎情理的友善和欢愉的情调中度过，比起过去世上一切牧师写下的一切布道稿来，这更有助于唤起参加聚会的每一成员对其邻座的同情心，使他们之间的好感在随后的一年中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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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槲寄生（mistletoe），西俗常用其小枝作圣诞节的装饰，并特许任何男性在其下吻任何女性。

　　第三章 新年

　　在人间仅次于圣诞节的、一年一度最值得纪念的大喜事是新年的到来。有那么一批可悲的人，他们用守夜和禁食迎接新的一年，仿佛他们有义务作为主要的哀悼者参加旧岁的葬礼似的。而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欢欣愉快地来送旧迎新，无论对已经流逝的旧的一年或刚开始降临的新的一年，都是更为恭敬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肯定有几件事使我们回顾时即便不是满怀感激之情，也会露出愉快的微笑。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我们应当相信新的一年是美好的，直到事实证明它不值得我们信任为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便是这样看的；尽管我们对于旧的一年是尊重的，我们却仍然持有这样的看法。旧年仅剩下的不多的时刻随着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流逝着。此刻，一八三六年的这个旧年的最后夜晚，我们正坐在火炉旁写这篇文章，我们的面容是愉快的，仿佛既没有发生过也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来打扰我们的好心情似的。

　　出租马车和四轮马车发出格格声，飞快地一辆接一辆在街上不断地来回奔驰，毋庸置疑，是载着一车又一车穿戴漂亮的人去参加拥挤的宴会。从对街那幢挂着绿色窗帘的房子频频传来响亮的重叠敲门声，使所有的邻人都知道无论如何是有个大宴会了。我透过窗子，也透过雾，瞧见糕饼店的伙计们头上顶着一只只绿纸盒，而晚会家具仓库的二轮运货车载着藤椅和法国式的灯，他们都急匆匆地赶到为庆祝新年举行着一年一度欢会的许多人家去。我们一直看到雾更浓了才打铃要来了蜡烛，再把窗帘拉上。

　　我们想自己能把其中一个宴会想象得十分逼真，仿佛我们自己正式地穿着燕尾服和浅口无带皮鞋，刚在客厅门口受到仆人通报似的。

　　就拿挂绿窗帘的那幢房子为例吧。我们知道那个人家要举行四对舞的舞会，因为今天早晨我们坐着进早餐的时候，瞧见有几个男人把前客厅的地毯搬走。如果需要进一步证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说实话了，我们刚才瞧见有一位年轻小姐在一间卧室近窗处，把另一位年轻小姐的头发“弄”成一种不常见的华贵发型，这只能说明要举行四对舞的舞会了。

　　挂绿窗帘的屋主人在政府机关工作；我们是根据他的上衣的式样、领巾所打成的结和他那自鸣得意的步态知道这个事实的——那绿窗帘本身就具有萨默塞特大厦 [1] 的气氛。

　　听！——一辆出租马车！来者是与屋主人同一个办公室的低级职员；是那种服装整洁的小伙子，他的穿着很容易引起感冒并长出鸡眼。他足登黑布鞋面的靴子，但是鞋子却塞在上衣口袋里，此刻他正在门厅里把鞋子穿上。于是在过道上的那个男仆向另一个身穿蓝上衣的人通报了他的姓氏，后者是伪装的办公室的当差。

　　在头一个楼梯平台上的男仆把这个低级职员领到客厅门口。当差的喊道：“塔浦尔先生！”屋主人走上前来招呼道：“你好，塔浦尔！”他刚才是在火炉边谈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我亲爱的，这位是塔浦尔先生（女主人按礼貌招呼了一下）。塔浦尔，这是我的大女儿；朱莉亚，我亲爱的，这位是塔浦尔先生；塔浦尔，她们也是我的女儿，先生，这是我的儿子；”塔浦尔使劲地擦着手，笑得仿佛这一切都有趣极了，不停地鞠躬和转着身子，直到所有的家人都介绍过了，于是他便滑着脚走到靠沙发椅那头角落里的椅子上坐下，开始同年轻的小姐们胡乱地址开了，谈天气，谈剧院，谈过去的一年，谈最近发生的那次谋杀案，谈气球，谈妇女的袖子，谈节日庆祝活动，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家常话题。

　　还有更多的重叠敲门声！多么大的宴会哪！在持续不断的嘈杂谈话声中，大家啜饮着咖啡！这会儿我们在想象中见到塔浦尔得意之极。他刚刚把那位矮胖老太太的杯子递给一个男仆；这会儿他加入门旁那一群年轻先生们当中去，截住另一个男仆，趁仆人还没有离开这个房间，给老太太的女儿弄来了一盘松饼。然后，他回过来经过那张沙发椅的时候，以恩赐和亲热的态度朝那些年轻小姐们扫了一眼，作为打招呼，仿佛他从小就已经认识她们似的。

　　塔浦尔先生真是个可爱的人儿——在女人中间厮混的老手——又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伴侣！瞧他笑了！——对爸爸所开的玩笑没有像塔浦尔先生理解得这么透彻，爸爸每次突然说句滑稽话，他总要笑得前仰后合。确是个再可爱不过的伙伴！他在所有的人当中东拉西扯！尽管开头他确实显得有点儿轻浮放荡，可是却是那么浪漫，而且富于情感！真讨人喜欢！年轻的先生们当然不喜欢他，他们讥笑他，装出瞧不起他的样子；可是大家明白这是出于妒忌；而且他们根本不必费心去贬低他的长处，因为妈妈说以后每次晚宴都要请他来，即便是单单为了在下一道菜还没有上来之前，让他跟大家谈谈，在万一厨房里出现耽搁的情况的时候，让他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进晚餐的时候，塔浦尔先生比他在整个傍晚时的表现更显得出色。当爸爸为祝大家全年快乐而干杯，请大家把酒杯斟满的时候，塔浦尔先生是那么 滑稽，尽管小姐们一再断言她们怎么也没法喝完满满一杯酒，他还是非把她们的酒杯斟满不可。他随即又要求大家允许他就爸爸刚才发表的祝词也说上几句话，于是他对旧年和新年讲了一番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最才华横溢、富于诗意的话。全体干了杯，太太小姐们退了席之后，塔浦尔先生要求所有的先生们赏脸把酒杯再斟满，因为他要祝酒，先生们听了全都喊道：“对！对！”说着便把细颈瓶传递着。屋主人告诉塔浦尔先生大家的杯子都已斟满，在等他祝酒，他便站起身来，提醒在场的先生们说，那天晚上在客厅里令人眼花缭乱的雅致优美的陈设使他们多么愉快，刚才就集中在这房间里的美女又如何使他们神迷心醉。（响起了大声的“对啊！”）尽管由于其他理由，他（塔浦尔）因太太小姐们不在而感到惋惜，他不得不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正因为她们不在，才使他有可能提议，否则就无法进行祝酒——他的祝酒词是“为太太小姐们干杯！”（喝彩鼓掌声大作。）为太太小姐们干杯！在她们当中，他们杰出的主人的几位迷人的女儿的美丽、才艺和雅致也同样惹人注目。他请先生为“太太小姐们”并为“祝她们新年快乐！”而喝干一满杯酒。（这两句祝词受到了长时间的鼓掌；不过在这阵鼓掌声中还清楚地听得见太太小姐们自己在楼上跳西班牙舞的声音。）

　　这个祝酒所引起的鼓掌声几乎还没有平息，只见坐在靠近餐桌下端的一位在上衣下面穿着粉红色背心的年轻先生变得很烦躁，坐立不安，显而易见他亟欲发言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机警的塔浦尔马上觉察，决定抢先开口。因此他又站了起来，态度庄重而又自大，他说他相信大家会允许他建议再一次干杯（全体表示无限欢迎之后，塔浦尔先生就讲开了）。他说他确信那天晚上他们可尊敬的主人和女主人的殷勤招待——他可以说是辉煌接待——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掌声经久不息。）虽然他这是初次有幸快乐地参加晚宴，他跟他的朋友多布尔认识已有很长时间，而且同他很亲密；他与多布尔一向有着事务上的联系——但愿在座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了解多布尔。（主人咳了一声。）他（塔浦尔）能够把手按在他的（塔浦尔的）胸口上宣布他确信在世间的亲属关系中，从来没有过一个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弟、一个儿子能胜过多布尔。（哄堂响起了“对啊！”的喊声。）大伙儿看见他今晚处在他的安宁的家庭怀抱中；他们应该在次晨见到他置身于艰苦的工作任务之中。翻阅晨报时他是平静的，签名不苟且妥协，答复陌生的申请者的问话时态度庄严，对上级恭恭敬敬，对当差们则态度雍容华贵。（喝彩声。）他对他的朋友多布尔的优秀品质既然已经作了这番他该得的证明，那么在多布尔夫人这一问题上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他还有必要详说那位和蔼可亲的女士的品质吗？不，他不愿意使他的朋友多布尔难堪，他不愿意使他的朋友小多布尔先生——如果他容许他有幸如此称呼他的话——难堪。（小多布尔先生刚才正大张着嘴要把一只特别好的橘子塞进去，此时中断了这一动作，摆出一种十分忧郁的、很得体的模样。）他要简单地说——而且他确信这是一种所有听他这么说的人都会欣然赞成的想法——他的朋友多布尔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人，正如多布尔夫人远远超过他所见到过的任何女士（除她的几位女儿之外）一样；最后，他要建议为他们可尊敬的“主人和女主人干杯，愿他们幸福长寿！”

　　大家在欢呼声中干了杯；多布尔致谢以后，宾主便全到客厅里去与太太小姐们再同聚一堂。在晚宴前因害羞不敢跳舞的小伙子们，现在既能说会道，又找到了舞伴；乐师们，很明显，趁客人们不在的当儿曾经为了迎接新年而大喝起酒来；舞会一直举行到新年的凌晨才散。

　　我们还没有写毕上文句子中的最后一个字，附近一个教堂的钟便 地敲出十二点钟的音响。那钟声有点令人畏惧。严格说来，它在此刻并不见得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其他时候，时光溜得同样快，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飞逝的。可是我们是以年纪来计量人的寿命的，这庄严的钟声警告我们已经越过横在我们和坟墓之间的又一个界标了。不管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们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下次的钟声再宣告另一个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可能既不觉察到我们常常忽略的这个及时警告，也感觉不到这会儿在我们内心燃烧着的热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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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国政府机关办公处。

　　第四章 埃文斯小姐和鹰园

　　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是一个木匠，是一个小个子的按日受雇的木匠，他的身材显然在中等以下——也许接近矮小。他的脸又圆又发亮，他把自己的头发仔细地捻到两眼的外角上，形成通常称作“夸张者”的那种半鬈发。他所挣的钱完全够得上他的需用，每星期挣十八先令至一英镑五先令不等——他的风度极佳——他在安息日穿的背心使人眼花缭乱。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既然具备这些条件，怪不得到处博得异性的欢心；因为女人们曾经被差得多的实际条件迷住。不过塞缪尔对她们的奉承讨好毫不动心，直到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姑娘的眼睛上，那以后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是她的配偶。他来了，征服了她的心——求婚，并被接受——爱上了她，也被爱了。从此威尔金斯与杰迈玛·埃文斯便“形影不离”了。

　　埃文斯（或者采用她的一帮熟人中最流行的发音，把它读作“爱文斯”）在早些时候从事缝鞋滚边这一有用的职业，后来她又干上编草帽的活儿。她和她的妈妈、两个妹妹四个人在坎登镇上最僻静的地区协调地居住着；而威尔金斯先生就是来到此地拜访她们的。那是星期一的下午，他穿着一身最好的服装，他的脸更亮，背心更鲜艳了，两者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她们一家人正准备吃茶，见他来访，高兴非凡。那可是一顿小小的筵席，有二英两那种每磅值七先令六便士的蔬菜和四英两最新鲜的蔬菜；而威尔金斯先生为了增添这顿餐的风味并取悦于埃文斯太太，还带来了一品脱河虾，由一块干净的围巾整整齐齐地包着。这会儿杰迈玛正在楼上“把自己洗干净”；因此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便坐下，与埃文斯太太闲谈家庭经济，两个小埃文斯小姐则把一小片一小片点着了火的牛皮纸塞到水壶下面的炉算子间去把水煮开，以便泡茶。

　　“我刚才在想，”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在谈话停顿的片刻中说道，“我在想，今晚带杰迈玛去鹰园，”“哎呀！”埃文斯太太大声嚷起来。“天哪！多好啊！”最小的埃文斯小姐跟上了一句。“告诉杰迈玛穿上她那件白色平纹细布衣服，蒂利！”埃文斯太太怀着做母亲的焦急心情尖声嚷道。过了一会儿杰迈玛走下楼来，身穿一件衣领用领钩细心地扣住的白色平纹细布长外衣，围着一条由许多别针别住的红色小披巾，头戴由红色缎带点缀的白草帽，脖子上挂一条小小项圈，手腕上戴一副偌大的手镯，脚穿丹麦缎鞋和透孔袜子，手上戴着白色棉线手套，手里抓着一条折得很仔细的麻纱手帕——全身打扮得十分体面，活像一位有身份的小姐。接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便和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一同走了，后者握着配合衣服而用的手杖，顶端镶着镀金球饰，使街上的人们普遍地又羡慕又妒忌，埃文斯太太则感到心满意足，两位小埃文斯小姐更是高兴非凡。出于世上最幸运的意外，他们一转入潘克拉斯路，杰迈玛·埃文斯小姐所该碰上的，除了她认识的一个年轻姑娘同她的 男朋友以外，还能是谁呢？——而且有时事情的变化是多么不可思议——他们竟然也是去“鹰园”的。于是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被介绍认识了埃杰玛小姐女友的那位年轻人，他们便一同继续往前走，一路上说说笑笑，开起玩笑来。他们一直走到彭吞维尔的时候，埃文斯女友的男朋友请两位小姐进入王冠酒店，尝点儿果汁甜酒，她们羞红了脸，咯咯地笑，又用精致的手帕遮住了脸蛋儿，最终才表示同意。她们既然尝了一口那种酒，就容易劝她们再尝第二口了。于是他们便坐在外边花园里喝果汁甜酒，望着驶过的一辆又一辆公共马车，直到该去“鹰园”的时候，他们才继续上路，由于担心赶不上在圆顶大厅里举行的音乐会，飞快地走着。

　　“多美啊！”他们走进园门，相当深入“鹰园”以后，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异口同声地说道。那儿有由砾石铺砌、栽着各种植物的美丽的走道，以及油漆和装饰得像许多鼻烟盒的一格格茶座；杂色的灯将它们艳丽的光彩散布在客人们的头上，供跳舞用的那块场地已经用白垩粉划出，以便客人涉足其中。在园子的一头，一个摩尔人的乐队正在奏乐；另一头，则有一个与前者唱对台戏的军乐队在奏乐。此外，侍者们还端着一杯杯尼格斯酒和掺水的白兰地，以及一瓶瓶烈性黑啤酒，奔来奔去。这边姜汁酒就要卖光了，那边在进行恶作剧。人们朝圆顶大厅的门口蜂拥而来。简而言之，整个场面正如被这些新奇事物，或果汁酒，或这两个因素，共同刺激之下的杰迈玛·埃文斯小姐说的，是一种“令人眩惑的刺激”。至于那个音乐厅，从来没有过任何地方及得上它一半壮丽。在那儿有专为歌手们配备的乐队席，全部油漆过，还镀了金和安了厚玻璃板，还有那么好的一架风琴！杰迈玛女友的那个年轻先生低声说它值“四百英镑”，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却说“这也不贵”，两位女士都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听众们坐在环绕着厅堂的、升高了的座位上，真是座无虚席，人人都在尽可能舒服地吃着，喝着。音乐会刚要开始的时候，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为自己和另一位年轻人要了两杯掺水朗姆酒来“暖和暖和……”，外加两片柠檬，还“为两位小姐要了一品脱雪利酒和一些藏茴香籽 [1] 甜饼干；”要不是有一个蓄着一大把连鬓胡子的先生拼命盯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另一个穿花格呢背心的拼命 向她的女友眨眼，他们会觉得很舒服很快活的。于是杰迈玛·埃文斯女友的年轻先生显出恼火的征兆，开始咕哝着：“有些人就是没有礼貌”，“真倒大霉了”；转弯抹角、含糊地暗示要某人的脑袋搬家。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忙威胁说，如果他再说一个字，她们就会当场晕倒，这才阻止了他把话说得更露骨。

　　音乐会开始了——用风琴演奏了前奏曲。“多么庄严啊！”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大声说，同时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望了那个蓄连鬓胡子的先生，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已经独自咕哝了一会儿，好像是在同那根礼服手杖上的镀金球饰窃窃私语似的，这时候气息变粗了，——也许是表示要报复，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个军人累了，”有一个身穿白缎衣的小姐说。“再来一个！”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女友喊道。“再来一个！”穿花格呢背心的先生紧跟着也喊道，一边用一只烈性黑啤酒的酒瓶捶着桌子。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女友的男朋友把穿背心的那个男人从头看到脚，接着朝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投了个不胜轻蔑的询问眼色。此时由风琴伴奏唱起一支滑稽歌曲来了。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笑得前仰后合——蓄连鬓胡子的男子也捧腹大笑。不论两位小姐做什么，那个穿花格背心和那个蓄连鬓胡子的都跟着做，为的是表示情趣相投、心灵相通。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变得活泼健谈了，而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和杰迈玛小姐女友的男朋友却按着反比例变得阴郁和粗暴了。

　　当时如果这事只到此为止，这几个人可能不久就会恢复先前的平静状态；可是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和他的朋友却开始用蔑视的眼光投向那个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于是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为了表示他们没有受到上述眼光多大影响，便用更加爱慕的眼光望着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朋友。音乐会和歌舞杂耍表演结束之后，他们便到园子里散步。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也照办，并且用听得见的嗓音说了好几句赞美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的脚脖子的话。他们还不满足于这些狂妄的行为，到后来竟然走过来请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跳舞，理也不理塞缪尔·威尔金斯和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女友的男朋友，似乎他们是无足轻重的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流氓？”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嚷道，紧紧抓住右手里的那根有镀金球饰的礼服手杖。“你 怎么啦，你这个小骗子？”蓄胡子的回嘴道。“你好大胆，竟敢侮辱我和我的朋友？”女友的男朋友质问。“你和你的朋友该死！”穿背心的回答道。“尝尝这个，”塞缪尔·威尔金斯先生大声嚷道。霎时间，那根有镀金球饰的礼服手杖上的金属箍晃了一下，接着只见整根手杖在杂色灯的亮光照耀下，在空中旋转。“给他尝尝厉害，”穿背心的说。“警官！”两个小姐尖声嚷道。杰迈玛·埃文斯小姐的情人和她的女友的男朋友躺在砾石路上直喘气，穿背心的和蓄胡子的就此无影无踪了。

　　杰迈玛·埃文斯小姐和她的女友心里明白这次闹事主要是她们自己引起的，自然马上大发歇斯底里；说自己是受害最大的女人，语无伦次地胡言乱语起来，说自己被人怀疑——不公正地怀疑了——唉！她们竟然活着亲眼看着这等事发生——等等等等。她们每次张开眼睛看见她们不幸的小情人便又发作起来；于是由出租马车送她们回到各自的住所去，这时她们仍然处于果汁甜酒、雪利酒和刺激所共同造成的神志不清的状态中。

　　* * *

　　[1] 一种用藏茴香的果实加以香气的甜饼干。藏茴香是一种植物，香气浓郁，因其果实很小，故称之为“籽”（seed）。

　　第五章 厅堂里的雄辩家

　　一天傍晚，我们在闲荡中已经走过牛津街、霍尔本、介浦赛德、彭吞维尔和新路，可是我们开始觉得很渴，想休息五到十分钟。因此我们为了要喝一杯淡色啤酒来安慰自己，便转身朝一家顾客不多的安静老酒店走去（它离开通向城里的路不远），我记得不多一会前才走过它门前的。它并不是用灰墁粉刷的华丽的娱乐场所，没有法国式装饰，也不灯火辉煌，而是老派而外表质朴的酒店，有一个老式的小酒吧间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老板，他和与他同类型的老婆和女儿舒适地坐在上述酒吧间里——那是一个生着暖融融的火的整洁的小房间，炉前有一只很大的屏风防护着。我们表示要一杯淡色啤酒，那个年轻姑娘就从屏风后面走将出来。

　　“请进入厅堂好吗，先生？”姑娘用有魅力的嗓音说。

　　“请你们最好进厅堂去，先生，”年老的小个子老板把他所坐的椅子往后一推，从屏风的一边向外面看，要观察我们的模样。

　　“最好请进厅堂，先生，”小个子老太太从屏风的另一边探出头来说。

　　我们朝四下里略微扫了一眼，仿佛表示对这个备加推荐的场所一无所知似的。年老的小个子老板注意到了，连忙从小酒吧间的小门里走出来，马上就把我们领进厅堂里去。

　　那是一间古老的、光线很差的房间，镶装着栎木护壁板，地板上嵌着沙子，壁炉台高高的。墙上装饰着三四幅由黑色镜框装着的旧的彩色画片，描绘的全都是海战，有两艘军舰互相猛烈炮击，远处有一两艘船正在爆炸，前景画的是乱七八糟的一堆折断了的桅杆和从水中竖出来的青灰色的人腿。房间中央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煤气灯和一根铃的拉索，两旁是三四张狭窄的长桌子，后面是一排紧挨着的这种小酒店所特有的那种滑溜溜的、发亮的木头椅子。在单调的用沙子擦过的木头地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安放着一只痰盂；在房间那头的两个角落里由堆成三角形的种种有用的物品装饰着。

　　离我们最远但靠火炉最近的那张桌子旁，面对那头房门坐着一个结实的男人，他约摸四十岁，紧沿着又宽又高的额头长着又短又硬的黑鬈发，他的脸通红，这是饮料和运动以外的因素所引起的。他正在抽雪茄，眼睛盯着天花板，他那以明智自负的样子表明他是这个场所的最主要的政治家、无所不知的权威和全面的轶事讲述者。显然他刚发表过一篇很有分量的讲演；因为其余的人全都在猛抽着各自的板烟和雪茄，板着面孔在出神，似乎对刚才讨论过的重要题目感受极深。

　　在他的右边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头戴宽帽檐的褐色帽；左边是一个浅色头发的尖鼻子男人，身穿的一件褐色长外套几乎拖到脚跟，他交替地抽抽板烟并以崇拜的眼光朝那个红脸男人望望。

　　“真不寻常！”浅色头发的男人沉默了五分钟之后说。众人嘁嘁喳喳，都表示赞成这句话。

　　“一点儿也没什么不寻常——一点儿也不，”红脸男人顿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浅色头发男人的话音刚落，他就转向他说。

　　“为什么该是不寻常的？——为什么不寻常——说它不寻常要拿出证据来！”

　　“哎呀，如果你要这么办——”浅色头发的男人说。

　　“要这么办！”红脸人突然喊道；“可是我一定得 这么办呀。在现今时代，我们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智力发展的高度上，而不是处在知识贫乏的漆黑的壁龛里。我要求的是证据——在这忙忙乱乱的时代里，要的是证据，不是主张。当那次‘老街觅寻郊区代表协会’打算为在康沃尔的那个位置——它的名称我忘了，推荐一名候选人时，所有认得我的人对我的意见的性质和作用都很了解。当威尔逊先生说：‘斯诺比先生很适合当议院里自治城市的议员’的时候，我就说：‘拿出证据来。’威尔逊先生说：‘他支持改革。’我说：‘拿出证据来。’威尔逊先生说：‘他是国债废除主义者、抚恤金的坚定反对者、毫不妥协的黑人辩护者、主张缩减挂名职务和缩短议会任期者；单单主张扩大人民选举权者。’我说：‘拿出证据来。’他说：‘他的行动可以作证。’我说：‘拿出他的行动的证据来。’

　　“而他拿不出证据，”红脸人得意扬扬地环视了一周，然后说；“于是自治城市便不要他了。而且如果你把这个原则贯彻到底，你就没有债务，没有抚恤金，没有挂名职务，没有黑人，什么也没有了。于是，站在智力发展的高度上，达到了民众富裕的顶点，你便可能蔑视世界各国，自己骄傲地对智慧和优越性深信不疑。这就是我的论点——这一向是我的论点——而且假如明天我是下议院议员的话，我会使所有的议员们因这个论点而两腿直哆嗦。”红脸人捏紧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桌子，借以加强语气之后，便大抽特抽起雪茄，像一个酿酒厂的烟囱似的喷出烟来。

　　“唔！”尖鼻子男人用很柔和的声调慢吞吞地对大伙说道，“我总认为在我有幸在这屋子里遇见的所有先生们当中，没有一位先生的话像罗杰斯先生的话那样使我爱听，换句话说，作为伙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益于我。”

　　“有益的伙伴！”罗杰斯先生说，看来这是红脸人的姓。“你可以说我是个有益的伙伴，因为我多少已经使各位都长了见识，尽管对于我自己的那番话，既然我这里的这位朋友埃利斯先生已作了描述，我是没有资格说什么的。诸位先生对它可以作出最好的判断；不过我所要说的是：十年前，我来到这个教区，刚开始利用这个房间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奴隶——而如今你们都知道了，而且因之感到苦恼了。只要你们将来把这个刻写在我的墓碑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嗨，至于在你的墓碑上刻字，”一个矮小的、生着圆脸的蔬菜水果商说，“只要是关于你本人和你自己的事，你愿意付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写上去。不过你要是提到奴隶以及什么弊病，我劝你最好关起家门讲，因为至少我可不喜欢天天晚上挨骂。”

　　“你正是 个奴隶，”红脸人说，“而且是最可怜的奴隶。”

　　“我如果是的话，那就真倒霉了，”水果蔬菜商插嘴道，“因为不管怎样，从那笔为解放奴隶所支付的二千万款子里，我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捞到。”

　　“是个心甘情愿的奴隶，”红脸人因进行雄辩和反驳把脸涨得更红了，突然说道，“放弃你的孩子们生来就有的最可贵的权利——忽视自由之神的神圣召唤，她站在你跟前哀求，向你内心最热烈的情感呼吁，指着你那些无助的婴儿们，可是她却枉费了心机。”

　　“拿出证据来，”蔬菜水果商说。

　　“拿出证据来！”红脸人冷笑着回答。“什么！屈从于目空一切、闹派性的寡头政治的管辖；顺从地听任残酷的法律的摆布，在来自每一个人、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里的暴虐和压制下呻吟。这就是证据！”——红脸人倏地顿住，他像演通俗剧那样夸张地冷笑，接着把自己的脸连同他的愤慨一同埋进了一只一夸脱容量的酒壶里去。

　　“啊，那当然，罗杰斯先生，”一个身穿大背心的矮胖旧货商说，他在那位杰出人物说话期间始终紧紧盯着他瞧。“啊，那当然，”旧货商叹了一口气说，“那才是要害。”

　　“当然，当然，”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理解得与旧货商差不多同样透彻。

　　“你最好还是别跟他多说了，汤米，”旧货商为了忠告那小个子蔬菜水果商，说道，“他能够不看分针就从一只每八天上一次发条的钟知道什么钟点，他能这样。你要试，就试别人吧；他可不好对付，汤米。”

　　“人是什么呀？”那个红脸的人类样本愤愤地把挂在墙上木钉上的帽子猛拉下来。“英国人是什么呀？他是不是该被每个压迫者踩在脚下？他是不是对所有的人的命令都该屈从？自由是什么？它可不是一支常备军。常备军是什么？它可不是自由呀。什么是普遍的幸福？它可不是普遍的苦难呀。自由并非橱窗税，是吗？上议院的议员并非下议院的议员，是吗？”红脸人渐渐迸出一句光芒四射的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有“卑怯地”、“压制”、“凶暴”和“血腥”的字眼，然后愤慨地把帽子朝眼睛上方一压，走出了房间，随手砰地关上了门。

　　“了不起的人！”尖鼻子的人说。

　　“杰出的演说家！”旧货商添上一句。

　　“有力量极了！”除了那个蔬菜水果商，所有的人都说道。他们一边说，一边全都神秘莫测地摇晃着脑袋，接着便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只有我们留在古老的厅堂里。

　　如果我们在所有这类情况中都追随过去的先例的话，我们是会毫不迟延地陷入一阵沉思冥想的。厅堂的古老外表——墙壁上的陈旧嵌板——由于烟熏和年代久远而变黑了的烟囱——这一切至少会使我们回想到一百年以前。我们会不断地臆想下去，到后来桌子上的白镴酒壶或者火炉上暖啤酒的装置也开始变得生气勃勃，对我们讲了一篇关于往昔的长篇故事。然而，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并不爱幻想；尽管我们拼命对那些家具赋予生命力，它们仍然无动于衷，执拗地绷着脸。我们就如此被迫不得不勉强去想普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又回复到红脸人和他所表现的雄辩。

　　这种红脸人为数众多；没有一处厅堂、一处俱乐部聚会室、一个互济会或者任何种类的谦卑聚会不具有它的红脸人。他们是没有头脑的笨蛋，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好，对自己的目标却起了严重的坏作用。因此，为了只需举一个例子，其他便可不阐自明，我们便立即为他来个写真，公布于此。这就是我们写本文的道理所在。

　　第六章 医院里的病人

　　在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在伦敦街头闲逛，常常会在公立医院的窗下站住，想象着医院里所发生的阴忧哀痛的景象。见到一根极细的蜡烛突然开始移动，它那微弱的光从一扇窗投射到另一扇窗，到后来渐渐消失了，似乎是被移到病房深处的某个受苦病人的床边，这就足以引起我们许多遐想。当其他所有的房子都笼罩于黑暗和睡眠状态之中时，只要眼见那些油快要烧尽的提灯闪烁的微光，就足以使最喧闹的欢笑声一下子停下来，因为这表明病房里有着那么多人要么是在剧痛中翻滚着，要么是正受着疾病的折磨。

　　有谁能体会这段令人厌倦的时间里的一切苦恼呢？这些病人所听到的只有在他近处那个因发烧而沉沉入睡的人所发出的不连贯的胡言乱语，因疼痛而发出的低声呻吟，或者一个垂死的人在咕哝着忘怀已久的祈祷。除了亲身体验的人，谁能想象得出那种孤寂凄凉的感觉——那些在病危时被交给陌生人去护理的人所必然会有的感觉？因为有哪双手，不管它们是多么温柔，能像自己的母亲、妻子或者孩子的手一般地擦他那冰冷黏湿的额头，或者去抚慰那烦躁不安的卧床者？

　　我们深深地怀着这些思想而离去，穿过几乎人迹全无的街道，见到几个可怜虫还徘徊在街头，这景象丝毫无助于减轻上述思虑在我们心中唤醒的痛苦。那些医院是许许多多人的避难所和休息处，倘若没有这种机构，他们必定将死在街上和人家的门口；可是像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当他们瘫在病榻上毫无康复希望之时，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午夜久已过去，在人行道上踯躅着的那个不幸的女人和那个悲惨的、瘦得不成样子的男人——缺衣少食和酗酒所造成的可怕的残骸，他蜷缩在凸出的窗台底下的可供避雨的地上睡觉，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和生活联系起来，临终时，他们又有什么可以回顾的呢？当摆在他们眼前的是终生堕落的往事时，当悔悟似乎成了嘲笑、悲伤来得太迟时，对他们来说，难得遇上的舒适住宿又算得了什么呢？

　　大约在一年前的一天，我们正在科文特加登溜达（前一天晚上我们已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一个有讨人喜欢的外表的扒手吸引了我们，他拒绝费脚劲走到警察局去，理由是他根本一点儿也不想去那儿，结果用了一辆手推车把他带走，使一大群人见了高兴非凡，但本人却显然不大乐意。

　　不知怎的，我们总是禁不住要参加到人群中去，因此我们便跟着那群人往回走，进了警察局，同行的有我们的扒手朋友、两名警察和凡是能挤进去的所有面孔肮脏的观众。

　　有一个身强力壮、相貌凶恶的年轻人正在受审，他被控犯了很平常的罪，说他在前天晚上虐待一个与他同住在附近某一个院子里的女人，此刻他正在接受审问。有几个证人对那最野蛮的暴行作证，附近一家医院里的住院外科医生念了一份诊断证明书，叙述那女人受伤的性质，说她能否康复极可怀疑。

　　似乎有人提及有关鉴定罪犯正身的问题；因为当他们同意由两位地方法官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到医院去取得那个女人的证明时，他们决定也该把那男人带去。他一听之下，脸色顿时发白，命令下达时，我们瞧见他紧紧抓住铁杆。接着他立即被带走，一言不发。

　　我们感到一种压抑不住的好奇心，非要亲眼瞧瞧这次的会见不可，尽管此刻我们也说不出自己怎么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当时明知那一定是一次很痛苦的会见。我们要获得许可，并非难事，因而接着便如愿以偿了。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那个罪犯和监管他的法警已经在那儿，在楼梯下面一个小房间里等着地方法官的来到。那人戴着手铐，帽子被朝前拉得遮住了眼睛。然而从他苍白的脸色和脸上肌肉的不断抽搐，不难看出他很害怕将要发生的事。过了一会儿，住院外科医生和两个带有浓烈的烟味的年轻人弯着身子把两位地方法官和一名书记员迎进屋来。医生介绍说那两个年轻人是外科手术助手。一位地方法官大大抱怨天气寒冷，另一位则埋怨晚报上什么新闻也没有。接着有人报告说伤员已准备好；于是我们被领进了她躺着的“重伤号病房”。

　　病房的两边各排列着一长排病床。在这间宽敞的房间里点燃着的暗淡的油灯光，不但无助于改善床上那些不幸者的悲惨外表，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可怕。在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半个身子全被火烧伤、由绷带包扎着的孩子；另一张床上是一个被可怕的事故伤得样子很可怕的女人，在剧痛中她正捏紧双拳疯狂地猛击着床罩；第三张床上摊手摊脚地躺着一个年轻姑娘，显然已完全不省人事，这是即将咽气的预兆，她的脸上血迹斑斑，胸脯和手臂上缠裹着亚麻布。两三张床空着，新近占用过它们的人坐在床旁，可是她们的脸毫无血色，眼睛又亮又呆，与他们凝视着的目光接触，令人不寒而栗。每张脸上都显出痛苦和受难的表情。

　　我们访问的对象躺在房间的上端。她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漂亮的女子，黑色的长发在靠近头部伤口的部分已经被草率地剪掉，未剪的则一绺绺紊乱而缠结着，散落在枕头上。她的脸上留下她受过的虐待的可怕痕迹，一只手按在身子的一侧，仿佛那部位是主要的痛处。她的呼吸很粗而且短促；显然很快就要死了。她在回答地方法官询问是否很痛时，咕哝了几句话；被护士扶起来靠在枕头上时，茫然望着围在她的床四周的那些陌生面孔。地方法官向法警点头示意把那个男人带到前面来。法警照办了，并把他安置在床边。那女子面带狂暴而又烦恼的表情望着；但是她的视力模糊，认不出他来。

　　“脱下他的帽子，”地方法官说。法警也照办了，于是那个男人的面貌全暴露了。

　　姑娘用一股不可思议的劲儿突然抬起身子来；她沉重的眼睛里闪出光来，热血冲上了她的苍白凹陷的双颊。这是一次用尽全身之力的挣扎。她朝后倒在枕头上，把手捂住伤痕累累的脸，突然哭了起来。那男人担心地向她瞧了瞧，但是除此之外显得完全无动于衷。过了一忽儿，他们说明了来意，并要求她发誓。

　　“唉，不，先生们，”姑娘又一次抬起身子来，把双手合拢；“不，先生们，看在上帝面上！是我自己干的——不是谁的过错——是一桩意外事故。他并没有伤害我；他怎么也不会伤害我的。杰克，亲爱的杰克，你知道你不会的！”

　　她的视力衰退得很快，手在被子上摸索，要找他的手。尽管那男人凶暴成性，这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把脸从床边扭过去，大声呜咽起来。姑娘的脸色变了，呼吸更艰难。显然她很快就要死了。

　　“对于促使你这么做的这种情感，我们表示尊敬，”那个刚才先开口的先生说，“不过让我警告你，不要坚持你明知不是真实的话直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这话救不了他。”

　　“杰克，”姑娘把手按在他的手臂上，喃喃说，“他们不会说服我发誓来要你的命。他没有伤害我，先生们。他从来不伤害我的。”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又断断续续地低声说道，“我希望全能的上帝会宽恕我所犯过的一切错误，宽恕我所过的生活。上帝祝福你，杰克。劳驾哪位好先生把我的爱带给我可怜的老父亲。五年前他说他巴不得我年幼时就夭折。唉，我巴不得是那样！我巴不得是那样！”

　　护士俯身观察姑娘几秒钟之后，便把被单拉过来盖在她的脸上。被单覆盖着的是一具尸体了。

　　第七章 约翰·杜恩斯先生错爱了人

　　如果我们需要把社会中的人分门别类的话，对一种独特的男子我们会立刻把他们划归在“老少年”的项下；而要写下这些老少年的名字则需要极大篇幅的专栏才够哩。至于老少年人数究竟为什么增长得如此迅速，我们却无法确定。那会是一种有趣而奇异的推测，可是由于我们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可以用于这方面，我们只能把事实简单交代一下：近几年来，老少年的人数逐渐增加，目前他们正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增长着。

　　我们不对细节详加考虑，而只对这一问题作了一般性观察之后，就倾向于把这些老少年再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放荡的老少年和稳重的老少年。放荡的老少年是大腹便便的老汉伪装成小伙子，他们在白天常逛弧形街和摄政街，在晚上常上剧院（特别是由妇女管理的剧院）；他们既不年轻又不缺乏经验，却摆出小伙子的纨袴习气和轻浮态度。稳重的老少年则是一些外表整洁、身体结实的老先生。每晚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家酒菜馆里总能见到他们和同一伙朋友抽着烟、喝着酒。

　　过去每天晚上从八点半到十一点半总可以见到挺不错的一群老少年围住奥夫利酒馆里的圆桌子。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们了。说不准在舰队街上的彩虹酒馆里过去有，也许现在还有两个出色的典范人物健在，他们总是坐在最靠近壁炉的分格座位里，抽着长柄樱桃木旱烟筒，烟杆一直伸到桌子底下，烟斗靠在地板上。他们是极了不起的老少年——是红脸蛋、白头发的胖老家伙——总是待在那儿——一个坐在桌子的这一边，另一个坐在对面——气派十足地一边喷烟一边喝酒，个个人都认得他们，而且有的人还想象他们两人都永远不会死的。

　　约翰·杜恩斯先生是后面的这种老少年（我们指的并非永远不死，而是稳重）。他是一个退休的手套和背带制造商，妻已亡故，与三个全已长大成人却全未出嫁的女儿住在大法院路柯西特街上。他的脸盘大大的，身材矮而圆得像一只桶，头戴宽边帽，身穿不时髦的上衣，说话声低沉然而自负，那是一般老少年所特有的嗓音。生活有规律得像时钟——九点钟吃早餐——稍微装饰打扮一下——到某酒店去——喝上一杯淡色啤酒，看看报——又回到家里，带三个女儿出去散步——三点钟吃午饭——喝一杯掺水烈酒，再抽一会儿旱烟——午睡——吃茶点——散一会儿步——又上某酒店去——极好的场所——愉快的夜晚。在那儿有法律书籍商哈利斯先生和官服服装商詹宁斯先生（他们两人是像他一样的快活的年轻人），还有律师的书记员琼斯——那个琼斯是个古怪的家伙——极好的同伴——装满一肚子的轶事！——在那儿，他们每天晚上要坐到恰恰差十分钟十二点，喝掺水白兰地，抽旱烟筒，讲故事，以特别有启发性的一种庄重而欢乐的方式使自己过得十分快活。

　　有时候，琼斯会提议出半价去德鲁利路或者科文特加登观看一出五幕剧中的两幕，或者一出新的滑稽戏，或者芭蕾舞剧，在那种时候，他们四个人就一同去；一点儿也不匆忙，也不说半句废话，而是先轻松自在地喝掺水白兰地，再为回来时的晚餐定下牛排和一些牡蛎。然后像明智的人那样，等到“蜂拥的人们”已经进了戏院，这才从容不迫地步入正厅后座。杜恩斯先生年轻时也就是如此，除了那位著名的贝蒂老板最享盛名的那个时期，那时，先生——那时——杜恩斯先生记得很清楚，自己向公事房请假，在上午十一点钟就用手帕包了夹心面包片，用小药瓶装上一些酒，跑到戏院的正厅后座门口，在那儿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终于因为又热又累，戏还没有开演，便晕倒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人从正厅后座抬到一个包厢里去，先生，是由当时最漂亮的女人中的五位，先生，她们同情他的处境，给他服恢复剂，先生，次晨又派遣一名身穿钉着银线的蓝色制服、身高六英尺的黑人男仆去问候他，探询他的健康情况——哎唷，我的老天爷！在幕间，杜恩斯先生、哈利斯先生和詹宁斯先生常常站起身来朝戏院四周望望，而琼斯——那个灵敏的琼斯——认得所有的人——指出包厢里那位著名而时髦的某某夫人，杜恩斯先生则听得提及这个名字便刷一下头发，整理一下领带，透过一面极大的望远镜察看上述的某某夫人。然后，完全根据当时情况，或者说她是个“漂亮女人——确实非常漂亮的女人”，或者说“像她这模样的人儿多些就好啦——对吗，琼斯？”舞蹈开始时，约翰·杜恩斯和其他的老少年特别渴望要看看舞台上怎么个光景，于是琼斯——那个淘气鬼琼斯——朝约翰·杜恩斯的耳朵里轻声发了一通议论，约翰·杜恩斯便传给哈利斯先生听，后者再传给詹宁斯先生；接着他们四人全都大笑起来，直笑到淌下了眼泪。

　　幕落后他们两个两个地并肩一同走回去吃牛排和牡蛎。喝第二杯掺水白兰地时，琼斯——那个好戏弄人的坏蛋琼斯——常常要说他如何注意到正厅包厢里的一个佩着白色羽饰的太太整个晚上都盯着杜恩斯先生瞧，他又如何偶然瞅见杜恩斯先生自以为没有人看着他的时候，用极度爱慕的炽热的眼光回看她。哈利斯先生和詹宁斯先生听了往往大笑起来，约翰·杜恩斯则笑得比他们两人更厉害，不过他承认过去他可能会这样干的；于是琼斯先生往往去触他的肋部，说他年轻时是个放荡鬼，而约翰·杜恩斯抿着嘴笑笑默认了。哈利斯先生和詹宁斯先生甘愿自称也是放荡鬼之后，他们便和谐地分了手，各自匆匆回家。

　　种种天意和实现它们的方法都是神秘莫测的。约翰·杜恩斯已经过了二十年以上这种生活，这期间他既不想改变，也不想变变花样。突然，他的整个社会体系给打乱了，完全颠三倒四了——并非由一次地震引起，也不像读者大概会料想的那样，是因自然界的什么其他可怕的大变动，而是简简单单地由于一只牡蛎的作用。故事经过如下。

　　有一天晚上，约翰·杜恩斯先生正从某某酒店回到自己在柯西特街的住处——虽然并没有喝醉，却相当兴奋，因为那天是詹宁斯先生的生日，他们进晚餐时吃了一对鹧鸪，餐后又另外喝了两杯，而琼斯比平时更逗人乐——这时他的眼光接触到一家刚开张的牡蛎店，规模宏伟，橱窗里一盆盆圆形的大理石盆子中放着一层人工培养的牡蛎，此外还有装着牡蛎的一只只小圆桶，桶上标明要发送到地球各地的勋爵、从男爵、上校和上尉。

　　在人工培养的牡蛎后面是那些圆桶，在圆桶后面是一个约摸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全身上下穿的是一色蓝，独个儿待在那儿——是个了不起的尤物，脸蛋儿多么可爱，身段多么苗条！很难说，究竟是他面前那个橱窗里闪烁着的煤气灯光照在他那通红的脸上激发了那女子的爱笑倾向呢，还是那自然洋溢的轻快精神大大胜过社会礼节颇为专横地规定的那种稳重的举止？不过那女子确实笑了；接着把手指按在嘴唇上，显然想起了自己的举止该怎么样才对，终于像牡蛎害羞了那样退到柜台的最后面去。那种浪荡子的感情猛烈地向约翰·杜恩斯袭来，他逗留不去——蓝衣女子毫无表示。他咳了一声，她仍然不走过来。他便走进店里去。

　　“亲爱的，你能替我开一只牡蛎吗？”约翰·杜恩斯先生问。

　　“我想我能够，先生，”蓝衣女子带着迷人的开玩笑的神气说。于是约翰·杜恩斯先生吃了一只牡蛎，再看看那个年轻女子，接着又吃了一只，趁她在开第三只的时候，把她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如此这般地下去，更起劲地去勾引那个女子。一眨眼工夫花了八便士贪婪地吃了一打。

　　“亲爱的，你能再给我开半打吗？”约翰·杜恩斯先生问。

　　“我来看看能为你做点什么，先生，”蓝衣年轻女子比先前更迷人地答道。于是约翰·杜恩斯先生花八便士又吃了半打，他献殷勤也更起劲。

　　“亲爱的，我想你不能设法给我弄一杯掺水白兰地吧？”约翰·杜恩斯先生吃完牡蛎后问道，他的语气清楚地表示他推测她能办到。

　　“我去看看，先生。”年轻女子说毕便跑出店门了。上了街，她那金棕色的长鬈发极其迷人地在风中飘拂；后来又回来，像一只用鞭子抽的陀螺那样轻快地在地下煤窖的盖子上绊了一下，手里端着一杯掺水白兰地。约翰·杜恩斯先生坚持要她分享，因为这是一般妇女喝的掺水烈酒——热的烈性甜饮料，而且数量很多。

　　因此年轻小姐便在挂着绿色门帘的红色小间里和约翰·杜恩斯先生一起坐下，啜了一小口掺水白兰地，向约翰·杜恩斯先生略微瞅一下，接着转过头去，默不作声地做出各种其他假装庄重、令人失魂落魄的姿势。这猛地使约翰·杜恩斯先生想起自己初次向头一个妻子求爱时的情景，使他更其一往情深了。在追求这种爱情之余，并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之下，他试探地问年轻女子订了婚没有，后者否认曾经订过婚——她说她忍受不了男人，他们都是些骗子；于是约翰·杜恩斯先生问这个笼统的谴责是否包括小伙子以外的男人。年轻女子听了把脸羞得绯红——至少她把头扭过去说约翰·杜恩斯先生使她脸红了，可见她确实 脸红了——接下来约翰·杜恩斯先生喝掺水白兰地，喝了好长时间，那女子不断地说：“得啦，先生。”后来他回家睡觉，梦见他的头一个妻子、第二个妻子和那个年轻女子、鹧鸪、牡蛎、掺水白兰地和无私的依恋。

　　次晨，约翰·杜恩斯先生由于前晚多喝了几杯掺水白兰地，觉得有点儿兴奋；于是一半由于希望吃一只牡蛎使自己平静下来，再有一半为了要弄清楚自己有没有欠年轻女子什么，他又上牡蛎店去。如果说那个年轻女子在晚上显得很漂亮的话，在白天她的魅力就完全无法抵御了。从此约翰·杜恩斯所做美梦的实质起了变化。他买了衬衫饰针，在他的中指上戴了戒指；读起诗歌来；收买了一个蹩脚的小画像画家把他的面孔胡乱画得有点像年轻人，在他脑袋上方画一块帘子，背景中六大本书，远处是空旷的乡下（他把这个说成是自己的肖像）。总而言之，他就如此天翻地覆地“搞下去”，那三个杜恩斯小姐因她们的父亲已使她们无法再在柯西特街的住宅容身，只好搬出去靠菲薄的年金过日子。总之，事实上，他在各方面都降低身份，他的行为十足就像一个老撒拉逊人 [1] 。

　　至于他的年老朋友，也就是在某某酒店里的其他老少年，他逐渐疏远他们。因为甚至当他真的去那儿的时候，琼斯——那个庸俗的家伙琼斯——总要问：“日子定在哪一天？”和“他是否必须戴手套？”以及其他具有同样令人讨厌的性质的问话，不仅哈利斯听得笑了，詹宁斯也笑了，因此他同他们两人都绝了交，单单伴着漂亮的牡蛎店里的那个蓝衣女郎。

　　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所提供的教训——因为它到底是有其教训的。前面提到的那个年轻女子从约翰·杜恩斯的依恋获得足够的利益和报酬之后，到了事态发展到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拒绝不管好歹都嫁给他，还明明白白地断言（且引用她那强有力的话），说她“死也不要他”。约翰·杜恩斯既然已失去他的老友，疏远了他的亲戚，成了大家的笑柄，接下来便逐次向一个女教员、一个女店主、一个女烟草商、一个女管家求婚。被她们全都直截了当地拒绝之后，却为他家的厨娘所接受，他如今就是和她同居，成了一个怕老婆的丈夫，一块纪念老来苦命的石碑和对所有溺爱妻子的老少年的活生生的训诫。

　　* * *

　　[1] 撒拉逊人（Saracen），原为叙利亚附近一游牧民族；后来特指抵抗十字军的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现在泛指伊斯兰教徒或阿拉伯人。

　　第八章 打错算盘的女帽头饰商。一则有关个人奢望的故事。

　　阿米莉娅·马丁小姐脸色苍白，身材偏高，瘦个子，三十二岁——是坏心眼者会称之为相貌平常，而警察在报告时会说她很有意思。她是一个女帽头饰商和做女服的裁缝，靠她的生意过活，量入为出。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女佣，而且像许多年轻的女佣一样要找马丁小姐，那你只要在晚上走到尤斯顿广场上近乔治街的德拉蒙德街四十七号，把你的目光朝一块黄铜门牌投去，那块门牌宽一英尺十英寸，长一英尺半，四角上各由一只大球形突出物装饰着。上面刻着：“马丁小姐，从事制造女帽头饰、女式衣服以及本行一切业务。”你只要在临街大门上响亮地敲两下；马丁小姐就会亲自走下来，她身穿式样最时髦的美利奴羊毛织的长外衣，在手腕上戴了根据最时髦的原则制造的黑丝绒手镯，还有其他最受人称许的那种雅致的小东西。

　　如果马丁小姐认识来找她的那个年轻女郎，或者来者是经马丁小姐所认识的任何其他年轻女子介绍的，马丁小姐就会立即领她上楼，进入三楼前房，会同她聊天——那么和蔼，那么舒适——她是那么友好，实在不像是谈生意经。接着马丁小姐以明显的极为赞赏的态度打量了年轻女佣的身材和总的外表，然后说她如果穿一件袒胸短袖，在宽大的裙子下摆上打四个横褶，她必定会显得很美。女佣听了会表示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并在反映“太太们”的专横时表示义愤，说她们不准年轻姑娘在下午穿短袖衣——就是不准，凡是漂亮的任什么都不准，连耳环也不准戴，且不说把人家头发全都藏在极丑的帽子里。怨言结束之后，阿米莉娅·马丁小姐会隐隐约约地暗示，她暗自怀疑有的人是因自己的女儿而感到妒忌，不得不制止这些女佣的妩媚，唯恐她们会先嫁人，而且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她至少知道有两三个年轻的女佣嫁的人家比她们的太太的好得多，她们还长得并不很美。于是那个年轻女子就会对马丁小姐讲知心话，说她家的一个小姐怎样和一个年轻人订了婚，快要结婚了，她的太太对此事得意得简直教人受不了。不过她无须把头抬得那么高，因为那个年轻人毕竟只是个职员罢了。于是她们对一般的职员，特别是那个订婚的职员，表示了他们应得的藐视，又竭力自吹自擂、彼此夸赞一番之后，马丁小姐和年轻女佣便友好而又彬彬有礼地互道了晚安，一个回她的“住所”去，另一个回到她的三楼前房里去。

　　要不是一连串意外的情况把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的思想引到与女服或者女帽和头饰制造业迥异的活动范围中去，谁也说不上她会继续这种生涯多久，她与女佣们的联系会发展得多么广泛，或者她在她们的季度收入中最终会要求得到多少金额。

　　马丁小姐的一个朋友与一个装饰漆工兼装饰工匠已经交往很久，最后（终于在被要求这么做的时候）同意指定让上述工匠成为幸福的丈夫的日子。婚礼定于某个星期一举行。阿米莉娅·马丁小姐是被邀请光临吃喜酒的客人之一。那是一次迷人的社交聚会。地点在萨默斯镇 [1] ，婚宴设在一套房间的前客厅里。装饰漆工兼装饰工匠买了一幢房子——并非租下的房间，也不是那一类的粗俗房屋，而是一幢房子，共有四个美丽的房间，在过道底有一个可爱的小洗衣间——这是世上最方便的东西了，因为女傧相们可以坐在前客厅里接待来客，再跑到小洗衣间里去照料一下铜锅里的布丁和沸水中煮着的猪肉，然后再蹦回客厅里来，真是舒适到极点。客厅是多么漂亮啊！有基德明斯特的地毯 [2] 、六把崭新的藤制椅面的染色的椅子，在每个餐具柜上放着三个玻璃酒杯和一个平底无脚酒杯，壁炉台上摆设着一个农夫的女儿和儿子的塑像；那个女孩跌倒在一道围篱旁的阶梯上，男孩抓着干草叉的柄，对自己手上吐唾沫——挂着白色凸纹条格细平布的长窗帘——总之，一切都达到想象得到的最体面的程度。

　　接下来谈一谈那顿晚宴。摆在餐桌的上端是烤羊腿，下端是煮羊腿，中央是一对鸡和猪腿；餐桌的四角各放着一壶黑啤酒，当中是胡椒粉、芥末和醋；蔬菜放在地板上；葡萄干布丁、苹果馅饼和小馅饼多得不计其数，更不必说乳酪、芹菜、水田芥和所有这类东西了。谈到客人们哪！阿米莉娅·马丁小姐本人事后有一次声称，虽然她听说过很多关于那个装饰油漆工匠的亲戚的事，却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有一半这么体面。他的父亲是一位那么幽默的老先生，他的母亲是一位那么可爱的老太太，他的妹妹是一个那么媚人的姑娘，他的弟弟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年轻人，有那么一双眼睛！但是比起他的从白管道厅来的有音乐才能的朋友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和太太来，相形之下，这一切全都不足道了。装饰油漆工匠是有幸在为那个杰出机构的音乐厅进行装潢工作期间与他们熟悉起来的，聆听他们独唱好透了，但是当他们一同演唱《赤色暴徒，退去！》那段悲惨的二重唱时，如马丁小姐后来所评论的，确实“震撼人心”。那么为什么（如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所说），为什么第一流的戏院不聘请他们呢？如果人家说因为他们的歌喉不够洪亮，不能使全场观众都听得见，那么他的唯一答复是：他可以为自己能够使整个拉塞尔广场的人都听得见而下任何金额的赌注。客人们听了他们的二重唱之后，一致表示他这话完全可以相信：因此他们都说人们如此对待他们是可耻的。而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和太太也说是可耻的；于是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神色严肃，说他知道哪些人是他的恶毒的敌手，说他们最好小心别太过分，因为如果他们把他惹火了，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把这问题提交议院审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活该，就该对这种人来个惩一儆百。”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便说他会考虑这事。

　　后来大家的谈话恢复了先前的气氛，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认为自己有权利请一位小姐唱歌，而且在这权利得到承认之后，说他相信马丁小姐会给客人们赏脸，唱一支歌的。这个建议获得一致同意，于是马丁小姐显出种种踌躇的神情，轻轻地咳嗽几声，咽了一两口气作为准备，还作为开场白说道，让她当着这么伟大的音乐鉴赏家面前唱歌，实在害怕得要死啦。接着她便发出一种尖锐刺耳的啁啾声，歌中常常提到一个名叫亨利的年轻人，偶或唱出“发狂”和“伤心”的歌词。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一再打断她的歌声，突然大声喊道：“好极啦！”、“真迷人”、“多有才气”、“啊，了不起”等等。歌唱完时，他和他太太钦佩得了不得。

　　“亲爱的，你可曾听到过这么甜美的歌喉？”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问他的太太。

　　“从来没有，我亲爱的，确实从来没有，”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答道。

　　“我亲爱的，你是不是认为马丁小姐只要略加培养，就会很像马拉·博奈女士 [3] ？”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问。

　　“亲爱的，这正是我所想的，”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回答说。

　　时光就如此消磨着；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用一根手杖敲着拍子，后来走到客厅门的后面，表演他那驰名的拿手好戏：模仿一些演员的台词、利器的声音和牲畜的叫声。马丁小姐又唱了几首其他的歌，一次比一次受到更多的称赞；而且连那个滑稽的老先生也开始唱歌了。他那首歌本来有七句歌词，可是由于他只记得头一句，便把头一句唱了七遍，而且显然极为自鸣得意。接着全体人员凭着各自独立的国民性唱起了国歌——全都毫不注意别人，自顾自地唱着。最后他们分了手，全都说从来没有度过这么愉快的夜晚；而马丁小姐则暗自拿定主意，采纳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的劝告，要赶快“露面”。

　　说到“露面”，不论是演戏、演唱、社交或者开玩笑，或者其他任何事情，倒是都很好，主要有关的那人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只要他或她能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且既经露面，就得一直露面，不得又缩回去。可是不幸的是，要做到这两点确实极其困难，在前一种情况之中，困难是究竟能否露面，如果你闯过了这些难关；在后一种情况之中，困难便是如何维持露面。两者的难度几乎相等，也都非同小可——这一点阿米莉娅·马丁小姐不久就发现了。奇特的情况（这情况仅涉及妇女）是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的主要弱点是虚荣，而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的最主要的爱慕则是衣着。从尤斯顿广场上近乔治街的德拉蒙德街四十七号房子的三楼前房传出凄惨的哀鸣声，是马丁小姐在吊嗓子。演出季节开始时，压低的咕哝声扰乱了白管道厅乐队的平静而尊严的外表。这是由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盛装登台而引起的。马丁小姐不断地学习——其结果是不断练唱。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不时免费教她——结果是一件又一件衣服。

　　几个星期过去了；白管道厅演出季节早已开始了，正在进行着，而且已经过去大半了。马丁小姐忽略了裁缝生意，因此生意清淡下来；赚头几乎不知不觉地减少了。义演晚会即将来到；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应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的热切请求，亲自把她介绍给那个主持义演的“滑稽演员先生”，后者满面笑容、和蔼可亲。他为这次义演特地谱了一支二重唱的歌曲，由马丁小姐与他合唱。那个夜晚来临了。在一间极大的房间里备有九十七份每份值六便士的掺水杜松子酒、三十二小杯掺水白兰地、二十五瓶浓啤酒和四十一杯尼格斯酒。装饰油漆工匠、他的妻子，以及一批经过挑选的朋友围坐在靠近一侧的乐队席的桌子旁。音乐会开始了。一位浅色头发的年轻先生身穿钉着亮闪闪的篮状钮扣的蓝色上衣，唱了一首感伤的歌曲之后，听众鼓了掌。另一位先生也穿蓝色上衣，衣上的篮状钮扣更亮，他唱了一首未必好的歌曲，鼓掌声却更热烈。接下来是詹宁斯·罗多尔夫两口子的二重唱《赤色暴徒，退去！》——掌声大作。朱莉娅·蒙塔古小姐的独唱《我是一个修士》（肯定只在这个场合演唱）——听众反应热烈。再接下来是别出心裁的滑稽二重唱——哈·塔普林先生（亦即那位滑稽演员先生）和马丁小姐合唱《一天的时间》。当滑稽演员先生以优美姿态把马丁小姐领上台时，装饰油漆工匠那帮人一起喝彩道：“好啊！好啊！”滑稽演员先生的好朋友们喊道：“开始，哈里。”乐队指挥把琴弓在乐谱架上敲了三下：“嗒——嗒——嗒。”交响乐奏起来了，不久便响起类似口技者发出的很轻的那种啁啾声，这显然来自阿米莉娅·马丁小姐内心的最幽深处。“大声唱呀！”一位穿白色大衣的先生喊道。“别怕使出劲来，老太婆，”另一个人大声嚷道。“嘶——嘶——嘶——嘶——嘶——嘶——嘶”那二十五瓶浓啤酒发出了响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装饰油漆工匠的伙伴们抗议了。“嘶——嘶——嘶——嘶”一瓶瓶的浓啤酒又响了起来，还伴着全部杜松子酒瓶和大多数白兰地酒瓶发出的声音。

　　“把这些蠢鹅赶出去！”装饰油漆工匠那一帮人愤愤不平地嚷道。

　　“大声唱呀，”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低声说。

　　“我是在大声唱着的，”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答道。

　　“唱得再响些，”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说。

　　“我没法再响啦，”阿米莉娅·马丁小姐回答。

　　“滚，滚，滚，”其余的听众嚷道。

　　“好——啊！”油漆工匠那一帮人喊道。可是不顶用——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离开了乐队，不像上台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走了，而且由于她没法大声唱歌，就此不再上台来。多亏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花了足足半个小时，模仿各种四足动物的叫声，他把脸都嚷得发紫了，人家还是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才使大家的兴致恢复过来。而且，直到目前，阿米莉娅·马丁小姐的兴致还没有恢复。做衣服赠给詹宁斯·罗多尔夫太太这事也没有恢复。詹宁斯·罗多尔夫先生过去以他作为专业的名誉担保马丁小姐所具备的歌唱才能也没有恢复。

　　* * *

　　[1] 伦敦一地区，在尤斯顿路、潘克拉斯路和汉普斯特德路一带。

　　[2] 指英国基德明斯特市所产的两面花纹颜色相反的双面提花地毯。

　　[3] 马拉·博奈（Marra Boni），意大利女歌唱家。

　　第九章 舞蹈学校

　　在所有已开办的舞蹈学校中，没有一所比“国王戏院”的比尔斯梅钖先生开办的那所在其邻近地区更负盛名。这所学校并不在斯普林加登街、纽曼街、伯纳斯街、高尔街、夏洛特街、珀西街，也不在其他无数街道中的任何一条街道。不知多少年以来，这些街道专门供专业人员居住或开设药房和办供膳宿的寄宿处；它根本不在伦敦西区——而是很接近伦敦的东部，位于格雷法律协会街 [1] 近人口稠密、不断改良的地区。它不是收费昂贵的舞蹈学校——每季度四先令六便士，一般说来肯定是便宜的。入校条件极为 严格，学生严格以七十五人为限，还严格规定预付一个季度学费。学习分公共班和个别班，分别在会场和客厅里上课。比尔斯梅钖先生总是把他的子女安插在客厅里，因而使用客厅的费用也包括这项费用；也就是说，上个别课的学生可在比尔斯梅钖先生的客厅中与比尔斯梅钖先生的子女跳舞；等到那学生在客厅里训练得够好了，便开始一对对地进到会场里去跳舞。

　　当住在费特街的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初次见到一个没有贴印花的广告牌 [2] 悠闲地走下霍尔本山时，比尔斯梅钖先生的舞蹈学校的情况便是这样，这广告牌向大家宣告说：国王戏院的比尔斯梅钖先生有意举行一次盛大舞会作为社交季节的揭幕活动。

　　且说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他从事于油画颜料行业，刚刚成年，有一点儿钱，生意不错，还有一个小个子母亲，后者在她丈夫的一生中照管了他和他的 业务，他去世之后又开始照管她的儿子和他的 业务。因此，便设法在平日把他关在店堂后面的小客厅里，在星期天则把他关在贝瑟尔教堂的一个没有盖的木盒子里（按惯例称为一家人专用的包厢座位），他好比是个婴儿那样从来没有见到过世面，而对街承装煤气店铺里的扬·怀特比他小三岁，却像眨眼似的一闪一闪发出光芒——上戏院去——在融洽的聚会里吃晚饭——吃起牡蛎来一桶又一桶的——喝起黑啤酒来一加仑又一加仑的——甚至整夜在外，早晨回家时厚着脸皮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因此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便拿定主意不再容忍，就在当天上午向他的母亲表示他的坚定决心，说如果不立即给他一把临街家门的钥匙的话，他将不惜“以死拼之”。他正顺着霍尔本高地往下走，想着这一切，盘算着初次他该怎样设法由人引进上流社会，这时他的目光触及比尔斯梅钖先生的布告，使他想到这正是他所要的东西，因为他不仅应当马上在每季度付四先令六便士，从七十五名学生中选择几个上流的朋友，而且还应该同时在私人组织的社交场所学会号笛舞，这样既自在，又可取悦于朋友们。于是他拦住那个没有贴印花的广告——那是一块有生气的夹心面包片，由两块木板夹住一个男孩组成——他从后者获得一张小卡片，上面压印着先生的地址，便立即径直朝先生的家走去——而且是飞快地走去，深恐在他抵达前名额已满，七十五名学生已收齐。他发现先生在家，而且更可喜的是他是个英国人！是那么好的人——那么彬彬有礼！名额还没有满，而最为奇特的是恰好还有一个空额，而且要不是那天早上比尔斯梅钖先生对报名者提供的证明不满意，连这个名额都没有了，他因为很担心那位小姐不合条件，便没有接纳她。

　　“库珀先生，我因为没有 接纳她，感到非常高兴，”比尔斯梅钖先生说。“我向你保证，库珀先生——我这么说并非奉承你，因为我知道你是不吃这一套的——先生，我认为自己实在幸运，能遇到你这样一位有风度和仪表的先生。”

　　“我对此事也十分高兴，先生，”奥古斯特斯·库珀说。

　　“而且我希望我们彼此会变得更加熟悉，先生，”比尔斯梅钖先生说。

　　“我也真的希望我们会这样，先生，”奥古斯特斯·库珀答道。正在这时，房门打开了，走进来一位小姐，满头是剪短了的鬈发，脚脖子上缠满了鞋子的扣襻儿。

　　“别逃走，亲爱的，”比尔斯梅钖先生说；因为那个姑娘跑进屋来时并不知道库珀先生在那儿，羞答答地要往外跑。“别逃走，亲爱的，”比尔斯梅钖先生说。“这位是库珀先生——费特街的库珀先生。库珀先生，这是我的女儿，先生——比尔斯梅钖小姐，先生，我希望她有幸能够同你跳许多次四对舞、小步舞、加伏特舞、土风舞、方登戈舞、双管号角舞和法林纳戈尔凯金古舞。先生，这些舞她全会跳，而且在你的岁数再大四分之一之前，你也全会跳的。”

　　说着比尔斯梅钖先生拍一下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的背脊，仿佛他们是十几年的老相识似的——那么亲热；——于是库珀先生向小姐鞠了一躬，小姐向他行了屈膝礼，比尔斯梅钖先生便说他们俩正如他所希望瞧见的那么漂亮的一对，姑娘听了嚷道：“天哪，爸爸！”把脸羞得和库珀先生一样红——你会以为他们两人都是站在一家药房的红灯下面哩。而且在库珀先生告辞之前就说定他当天晚上就得参加到家庭圈子里来——随随便便地参加进来，不必拘泥于什么仪式或者任何此类无聊的玩意儿——抓紧时间来学一下姿势，以便在即将到来的舞会中出场。

　　且说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来到霍尔本的一家廉价的鞋店，在那儿，先生们穿夜礼服时用的轻舞鞋每双七先令六便士，男式结实的散步鞋便宜得几乎不用花钱。他买了一双七先令六便士、城里做的、鞋帮后侧高高的那种普通的鞋，穿了这双鞋，他和他的母亲都惊讶不止，接着他便向比尔斯梅钖先生家出发。在他们客厅里已经有四个个别教授的学生，两男两女。他们都是那么好！一点儿也不骄傲。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小姐特别和蔼，她是来练习科伦芭茵 [3] 舞的。这位小姐和比尔斯梅钖小姐对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十分感兴趣，开玩笑啊，笑啊，态度那么迷人，使他毫不拘束，很快就学会了步法。练习结束后，比尔斯梅钖先生、比尔斯梅钖小姐、比尔斯梅钖少爷、一位年轻小姐、那两位小姐和那两位先生一起跳了四对舞——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溜呀滑的步子，而是真正激烈的玩意儿，一下子飞到房角里去，在椅子中间钻来钻去，冲出房门去——那才像是舞蹈啊！特别是比尔斯梅钖先生，尽管他始终得拉着小提琴，每换一种舞步他还都跳到楼梯平台上去。比尔斯梅钖少爷则每当大家都跳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便跳起号角舞来，手里握一根手杖，头上顶着一个干酪盘子，使大家钦佩得五体投地。后来比尔斯梅钖先生坚持说，既然大家都玩得这么高兴，应该全留下来吃晚饭，建议由比尔斯梅钖少爷去买啤酒和其他酒，于是那两位先生便发誓说：“要他们会钞，他们才不干呢。”他们正为了由谁来付钱而要争吵起来的时候，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说：请他们赏个脸，由他来付——而他们也就 真赏脸让他付了。接着比尔斯梅钖少爷买了一铁罐啤酒和一夸脱瓶装的朗姆酒；那天晚上他们过得带劲极啦。后来比尔斯梅钖小姐在桌子下面捏了一下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的手，他也捏了一下她的手，并且在凌晨近六点钟才回家去。到家时，他一再表示一个无法控制的愿望，要把他可敬的母亲从三层楼的窗户扔出去，还用自己的手帕要勒死他店里的学徒工，后者使出好大的劲才逼他上了床。

　　过了几个星期，那双七先令六便士的城里做的鞋子差不多磨破了，举行盛装大舞会的夜晚来到了，全体七十五名学生都将参加本季度的初次聚会，并且从他们各人四先令六便士的学费中取出一部分作为灯油和小提琴手的费用。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为这件事在滕斯泰尔 [4] 定做了一件新上衣——花了两英镑十先令。这是他初次在社会上露面；在十四位人选适当的姑娘表演了一场大型西西里岛的披肩舞之后，他要和比尔斯梅钖小姐本人领头跳四对舞。自从最初介绍他与她认识之后，他们俩已很亲密了。真是个欢愉的夜晚！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以前在身子前后挂着广告牌的那个男孩，此时站在临街家门口，接过礼帽和无边苏格兰圆帽。在后客厅有一个翻起来的床架，比尔斯梅钖小姐在那上面为愿意花钱买的先生们和受先生款待的女士们准备着茶和咖啡。分发着每份十八便士的红葡萄酒、尼格斯酒和柠檬汽水；按预先与街角上那家酒吧的约定，为这场合另外雇了一个侍者帮忙。总而言之，除了那些来宾，再也没有什么比得上这些安排了。这么漂亮的小姐们！那些粉红色的丝袜！那些假花！那么多马车！一辆马车刚放下两位小姐，另一辆马车开上来，放下另外两位小姐，她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也认识大多数的先生们，这使得整个场合无比快乐活跃。比尔斯梅钖先生穿着黑色的紧身衣，在钮扣眼里插一个蓝色的大蝴蝶结，他把小姐们介绍给原不相识的先生们。太太小姐们交谈开了——而且她们还笑哩——望着她们真教人高兴。

　　说到披肩舞，那是我们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玩意儿。那样拂来挥去、飘啊飘的，绸衣发出沙沙声，一会儿小姐们被缠进假花中，一会儿她们又给解脱出来！至于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在四对舞中所负担的部分嘛，他完成得很出色。虽然他不时脱离他的舞伴，人们发现遇上这种情况，他不是以值得称赞的坚定态度在另一个组里跳舞，就是漫无目标地在远处滑来滑去。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推着他，帮他完成舞步，直到他在正确的位置上出现。尽管这样，到他跳完舞时，却有许多先生女士们迎上来向他祝贺，并说他们从没见过一个初学者跳得像他那样好。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自己也感到很满意，而且也对所有的人感到满意。他会钞请二三十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喝了不少掺水的酒、尼格斯酒和混合酒。他是从经过精选的七十五个学生的那个圈子里选择了这些朋友的。

　　且说，不管是由于混合酒的力量，还是由于小姐们的美貌，还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确实鼓励了而不是抵制了一位年轻小姐对他大献殷勤。那个姑娘穿的是白布衣服，由褐色的薄纱罩在上面，她似乎一开头便对他特别感兴趣。后来由于他的怂恿态度延续了一段时间，比尔斯梅钖小姐终于露出她对此的怨恨和妒火，破口骂那个穿褐色薄纱的姑娘是“贱货”，惹得后者也反唇相讥，话中对每季度四先令六便士学费加以奚落，还含糊地提到一个“情夫”。而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在慌乱得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对这句话居然表示完全同意。比尔斯梅钖小姐遭到如此的背弃，立即开始以每分钟十四次的速度尽量放开喉咙尖叫起来。先是猛击穿薄纱姑娘的眼睛和脸部，然后猛击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的，但都没有击中，便发狂地要求其他七十三名学生供给她草酸，让她自己喝下去。后来见到没人响应这个要求，便再一次朝库珀先生扑去，把自己紧身褡的带子给绷断了，于是被扶上床去。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的头脑原就不太敏捷，完全弄不懂是怎么回事，直到比尔斯梅钖先生以一种最圆满的方式加以解释，他告诉学生们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曾经好几次允诺并且确认要与他的女儿结婚，而如今却卑鄙地抛弃了她。这番话在学生中激起普遍的愤怒；由于有几位具有骑士精神的先生催逼着问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自己需要用什么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问他：“自己要不要喝什么东西，” [5] 他认为以趁早退去为上计。这事的结局是，次日收到一封律师写来的信，下个星期提出了诉讼。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两次走到塞尔彭泰因河 [6] 边，要投河自尽，两次都没有投成，又回家去，于是向母亲倾吐了心事，后者便从钱柜里取出二十英镑私下了结了这事，一共付给比尔斯梅钖先生二十英镑四先令六便士，请客和舞鞋的开支不计在内。此后，奥古斯特斯·库珀先生便回去与他的母亲同住，直到今日。既然他对社交不再存什么奢望，他也就不再在社会上露面。由于他绝对不会看到这篇有关他自己的故事，也就永远不会变得聪明一些。

　　* * *

　　[1] 伦敦的一条街，介于霍尔本路和吉尔福德路之间。

　　[2] 指被雇来把广告牌挂在身上到处走的人。

　　[3] 科伦芭茵（Colubine），意大利中世纪喜剧中一个年轻女角及哑剧中一个丑角的情人的名字。

　　[4] 伦敦市内从霍尔本路转入林肯法律协会处附近的一个地段，当时裁缝店多集中于此地。

　　[5] 这句话是同上文比尔斯梅钖小姐要喝草酸相呼应的。

　　[6] 英国海德公园内的一个池塘。

　　第十章 穷要面子的落魄绅士

　　够奇怪的是，某种人似乎只属于伦敦。你天天在伦敦街上遇见他们，可就是没有任何人在其他地方碰上他们；他们似乎是土生土长的，就像伦敦自己的烟雾或者它的暗黑的砖块和灰泥一样专门属于它。我们可以举出种种例子来证明这种说法，不过在本特写中我们只打算提出一个阶层作为典型——就是贴切而又富有表情地被称作“穷要面子”的那个阶层。

　　说到衣衫褴褛的人，天知道在哪儿都能找到他们。至于装气派的人在伦敦城外较之城内并不少见；可是这两者的混合物——这种穷要面子的人则纯粹是本地产物，一如在查尔琳克劳斯 [1] 的那尊雕像或者在阿尔德盖特街 [2] 的那个水泵一样。也应该注意的是：只有男人是穷要面子的；女人不管外表多么穷酸，总是要么肮脏懒散到极点，要么整洁而体面。如成语“经历过好日子”所形容的穷困潦倒的男人是肮脏懒散和可怜地死要漂亮的奇怪的混合物。

　　对于作为本文篇名的词语，我们将尽力解释一下我们的见解。如果你遇见一个男人顺着德鲁利路懒洋洋地荡过来，或者见他在朗·阿克，背靠一根柱子，两手插在一条满是点点油污的、灰黄色的裤子袋里；裤脚管做得很宽大，复在长统靴上，两个裤脚管的外侧各钉着一条粗线作为装饰，还穿着一件原先钉着发亮的钮扣的褐色上衣，帽子的两侧皱缩得很厉害，压在右眼上方歪戴着——你别可怜他。他不是穷要面子的人。他喜欢经常涉足第四流酒吧里举行的“和声音乐会”或者业余演出戏院。他生性厌恶任何种类的工作，和大戏院里几个哑剧演员很熟悉。不过，如果你看见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顺着小街、尽可能紧挨着地下室前面空地的栏杆匆匆走着，穿的是一套褪色的黑呢旧衣裤，已经露出底子的织线，而且由于经常穿着，发亮得好像涂过蜂蜡似的。他的裤子紧紧地绷着，一则以壮观瞻，二则也为了不使他的旧鞋子从脚跟上滑掉。如果你还注意到他把泛黄的白颈巾用别针仔细地扣住，为的是要把下面的破衣服遮住，手上戴着一双毛皮已不全的旧獭皮手套，你就可以认定他是穷要面子的人。只要朝他那张抑郁的脸和因自知贫穷而畏缩的模样看上一眼，就会使你痛心——我一直假定你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政治经济学家。

　　我们曾经被一个穷要面子的男人经常缠住。在白昼，他的形体整天触及我们的感官；在晚上，他通宵停留在我们的想象中。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魔鬼研究》 [3] 一文中所提及那个人从自己想象中穿黑丝绒衣服的领路人所受到的困扰，还及不上我们从我们这位身穿旧黑呢衣服的朋友所受到的一半呢。他初次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总是坐在我们对面；使这个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面前总是放着两本有气派的破烂书——两本原先是漂亮的但如今书页却已被翻旧的对开本，封面也已发霉，并且被虫蛀坏了。每天早上，时钟刚敲十下，他便在椅子上坐下来；下午，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这房间，走时还带着不知还有什么暖和安静的地方可去的神情。他总是在那儿坐上一整天，尽量紧挨着桌子，为的是要遮住上衣缺了钮扣的部位，把他的旧帽子小心地放在脚边，显然自以为那样人家就看不见它。

　　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你可以瞧见他咀嚼着花卷蛋糕，或者便宜的面包。他不像一个把它当一顿中饭的人那样，大大方方地一下子就把它从口袋中拿出来，而是先在口袋里把它撕成许多小块，然后偷偷地吃。他心里再明白不过，这就是他的中饭。

　　我们头一次见到这个可怜的人时，以为他的衣服不可能再破旧了。我们甚至竟然还推测他可能很快就会穿着从旧货店买来的一套像样的衣服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可弄不懂；他却一天比一天更穷要面子了，他的背心上的钮扣一颗又一颗地掉了；于是他把上衣扣起来；后来上衣一边变得和背心一样之后，他便把这一边扣在上衣另一边上 [4] 。他在一星期的开始比结束时显得稍微好一点，因为那条颈巾虽然泛黄却并不十分脏。而在这一切不幸的状况中，他没有一次出现时不用皮带、不戴手套。这种情况维持了一两个星期。终于，他上衣背上的一颗钮扣掉了，于是这个人就此不再出现，我们以为他死了。

　　他失踪以后大约一星期左右，我们正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目光落在他的那张空椅子上，不知不觉地就他从社会生活中退隐这一问题陷入一连串的冥想中。我们正怀疑他莫非自缢，或者投河自尽——莫非真的死了，或者仅仅是被逮捕了——这时候，他本人走进屋来，从而中止了我们的种种猜测。他的形状起了奇异的变化，而且一直走到屋子中央，神情中显示他已充分认识到自己外表的改观。真是怪事。他的衣服呈现出一种有光泽的好看的深黑色；可是它看上去好像还是同一件衣服；不但如此，衣服上还有老交情使我们熟知的那些补丁。还有那顶帽子——没有人会把它的形状看错，帽顶越往上越大。由于长期使用已变成红褐色，可是如今却和上衣同样地黑。我们突然明白了真相——它们被“复原”过了。那种黑色和蓝色的生色剂是骗人的液体；我们见过它在许多穷要面子的男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它欺骗它的受害者，使他暂时感到自己很神气，可能诱使他去买一双新手套，或者一条便宜的宽领带，或者其他不足道的穿着物品。它使他们的精神振作了一个星期。结果，如果可能的话，却使他们变得比原先更沮丧。在本事例中便是如此；那个不幸的人的短暂体面精确地随着那“生色剂”的渐渐消失而下降。裤子的膝部、上衣的肘部和大部分接缝处不久便开始可怕地发白了。那顶帽子又被放在桌子下面，它的主人又像先前一样蹑手蹑脚地悄悄进入他的座位。

　　后来有一星期不停地下小雨，并且雾气迷漫。等到雨止雾散时，那“生色剂”已经全部消失，而那个穷要面子的男人从此不再试图改善自己的外表了。

　　很难说出城里那个特定的部分是穷要面子的人常去的主要地方。我们曾经在法律协会 [5] 附近遇到过许多这一类的人。每天早上在八点钟和十点钟之间，在霍尔本可能遇到他们；凡是为好奇心所驱使，走进无力偿还债务者的法院的人，都会在观众和开业的律师当中见到形形色色的这一类人。我们碰巧每次到交易所去，总会见到一些穷要面子的人，我们常常感到纳闷，不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事要待在那儿。他们会一连几小时坐在那儿，靠在好像患水肿病的发霉的大雨伞上，或者吃着阿伯奈西饼干 [6] 。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理任何人。我们考虑了一下，想起我们偶然见过两个穷要面子的人在交易所里交谈，可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确信这是个不寻常的情况，是由一方请对方掐一撮鼻烟，或者其他此类礼貌行为所引起的。

　　要为这些人的住处指定任何特定的地点或者试图列举他们一般从事的工作是同样困难的。在业务上我们从来没有与一个以上的穷要面子的人接触过；那人是个醉醺醺的雕刻工，住在坎登镇上一排新房子里的一间潮湿的后客厅里，那是靠近运河的一半作为街道一半作为砖厂的地方。穷要面子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职业，或者他可能是小麦代理商，或者煤块代理人，或者收债人，或者当铺店员，或者败落了的事务律师。他还可能是个最低级的职员，或者是与自己等级相同的报刊的投稿人。我们的读者是否像我们一样，常在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中见到他们，我们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感觉到自己的贫困，而又徒劳地竭力掩盖的可怜人（无论他的不幸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造成的），是人性中再可怜也没有的人之一。这种人，除了少数的例外，都是穷要面子的人。

　　* * *

　　[1] 地名，离威斯敏斯特一英里左右。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皇后葬于此。

　　[2] 伦敦一街名，现为米德尔塞克斯街。

　　[3] 英国著名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写过一篇《论魔鬼研究与巫术的信》（Letters on Demonology and Witchcraft）（1830）。

　　[4] 按此情况，他穿的是钉着双排钮扣的那种式样的上衣。

　　[5] 英国伦敦具有授予律师资格权的四个法律协会。

　　[6] 一种硬饼干，焙制时用芷茴香籽作香料。

　　第十一章 痛痛快快地过上一个夜晚

　　戴门和皮西亚斯 [1] 无疑是有他们自己特色的好人；因为前者随时都极其愿意为朋友充当特别保释人；后者则因他总是准时地在紧要关头出现，就像号角按时吹响那样分秒不差，相比之下，几乎毫不逊色。可是他们性格中的许多特点已渐渐过时了。如今人们因债务被监禁时是很难找得到像戴门这样的人了（除了那些虚假的保释人，而他们的代价是半个克朗）；至于那些皮西亚斯，在如今堕落了的时代里的不多的几个，则有一种令人遗憾的习惯，那就是：在他们的出现可能具有不折不扣的经典性质的当儿，却偏偏溜之大吉。然而，如果说这两位豪杰的行为在现代已经找不到与之媲美的例子，他们的友情倒是能够找到相当的范例的。在一个方面，我们有戴门和皮西亚斯；在另一方面，我们有波特和史密瑟斯；而为了恐怕我们无知的读者从没听说过后述的这两个名字，我们最好能使他们同这两个名字的主人熟悉一下。

　　托马斯·波特先生当时是在城里工作的一个职员，而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也是在同一个城里的职员。他们的收入很有限，可是他们的友情是无限的。他们俩住在同一条街上，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时间里步行进城，每天都在同一家蹩脚的饭馆里进午餐，每晚都在一起狂欢。最亲密的友谊关系使他们结合起来，或者，就如托马斯·波特先生感人至深地所说的那样，他们俩是“忠贞不渝的伙伴，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在史密瑟斯先生的气质中有一种浪漫气息，一丝诗意，同时又闪现着痛苦。还有一种他自己既说不上怎么会有的、也弄不懂究竟是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气质在与波特先生那十分突出的随随便便、冲劲很足、业余扒手般的神态对照之下，尤为显著。

　　他们俩各自在性情方面的特点，在各自的服装上也显示出来。史密瑟斯先生在公共场所通常穿外套和皮鞋，围一条黑色窄颈巾，所戴的褐色帽子的两侧卷得高高的——而波特先生则偏偏避开这些特色，因为他立志要打扮成那种驰名的“小家伙”，也就是驿车乘客的派头，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花钱买一件钉着木制钮扣的蓝色粗呢上衣，是根据消防队员服装的款式而制的。他穿了这件衣服，再加上一顶花盆加垫盆形状的浅顶帽子，在小拉塞尔街上的“海神之子”酒店和其他各种公共场所、各种时髦场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波特先生和史密瑟斯先生彼此相约，在他们领到季度薪金以后，他们联合并作伴来“花费 [2] 那个夜晚”——这里显然用词不当——如众所周知，“花费”一词并不用于夜晚本身，而是应用于该人在上述场合可能碰巧拥有的全部钱财；而且他们也相约，在上述那个夜晚，他们要“痛痛快快地过一个夜晚”——这可是富有表情的措词，其含意是从明天早上借来几小时，把它们加到前一天晚上的时间里去，把这整个制造成一个合成的夜晚。

　　季度清账日终于到来了——我们说“终于”，是因为季度清账日就像彗星一样没有规律：当你得付出许多钱的时候，它移动得奇快；当你只能得到一点儿钱的时候，它就移动得奇慢。托马斯·波特先生和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会面，作为那天晚上聚会的第一个内容，他们共进了晚餐。那是一顿精美而舒适的晚餐，包括接连端上桌来的四块猪排和四只腰子，在两旁各配有一壶真正烈性生黑啤酒，还有一叠叠各种面包和一片片楔形的干酪。

　　餐桌上的桌布被挪去以后，托马斯·波特先生吩咐侍者端来两份他的最上乘的苏格兰威士忌酒以及热水和食糖，两支他的“味最淡”的哈瓦那 [3] ，侍者照办了。于是托马斯·波特先生便着手调制他的掺水烈酒，点燃他的雪茄烟；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也这么做；接着托马斯·波特先生打趣地建议首先为“废除所有一切办公室”（并不包括挂名职务，但要包括账房间）而干杯，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立即热烈欢呼，一口吞下了酒。他们就这样继续谈政治、喷雪茄烟、呷掺水威士忌，直到“份儿” [4] ——这种称呼再适当不过——都光了，这被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所察觉，立即吩咐再来两份最上乘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两枝味儿最淡的哈瓦那。于是那些“份儿”不断地进来，淡味儿的哈瓦那不断地呼出去，直到由于喝呀、点雪茄呀、喷烟呀，又由于桌子上的陈年烟灰和雪茄烟上的油腻，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开始对于哈瓦那的淡味儿产生怀疑，又深深觉得自己仿佛是背对着马匹坐在一辆出租马车里。

　　至于托马斯·波特先生，他偏要不断地大声笑出来，并且口齿不清地自动宣称自己“蛮好的”。为了要证实这一点，他有气无力地向身旁的那位先生预约了那份晚报，可是却发现要在各个栏目里找新闻，或者要清楚地确定报纸上究竟有没有分栏是件难事。于是慢慢走出户外寻找月亮，又回进屋来，由于抬头望天过久而脸色苍白。他看见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已经睡着，便用种种不自然的欢笑来表示自己的高兴劲儿，随后把脑袋靠在胳臂上，也呼呼入睡了。当他醒来，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也跟着醒了，于是他们俩一致十分严肃地认为，他们在吃猪排的同时，吃了那么多腌核桃，实在愚蠢，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们会使人眩晕和瞌睡。真的，多亏威士忌和雪茄烟，不然天晓得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灾殃呢。接着他们喝了些咖啡，付了账——那顿饭十二先令二便士，十便士的零头作为小费赏给了侍者——共计十三先令——然后为过一个痛快的夜晚而出发探险了。

　　此时恰好八点半钟，因此他们认为去伦敦城剧院买舞台边门的半价座位是再好不过的事，并且也就这么做了。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在结账以后变得十分富有诗意，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托马斯·波特先生，说自己内心预感到自己即将瓦解了，这使他们在路上步行时不感沉闷，随后他便入睡了，脑袋和双臂以优美的姿势垂在包厢座位前面，成了剧院的装饰品了。

　　这就是谦逊的史密瑟斯的文静的举止，这也就是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哈瓦那对这个有趣的人物所起的愉快的作用！可是托马斯·波特先生则一心要人家认为他是个“精明鬼”、“行动快” [5] 等等，显出十分不同的作风，他开始走得确实非常迅速——终于快得使观众们不耐烦与他齐步前进了。他刚踏进厅内时，还只是一本正经地吩咐边座的先生们“发作”，同时还提出另一要求，让他们马上“联合起来”，观众对这两个要求都以在这种场合中最为风行的方式加以回答。

　　“给那只狗一根骨头！”一个只穿衬衫、没穿外衣的男人嚷道。

　　“你在哪儿喝过半品脱的三等啤酒了？”另一个也嚷道。

　　“成衣匠！”第三个尖叫道。

　　“剃头店的店员！”第四个喊道。

　　“把他撵出——去！”第五个怒吼道。与此同时，许多人大声赞同要托马斯·波特先生回到他母亲怀抱中去，用普通的用语来说，便是：“滚回家找他娘去！”

　　对于所有这些辱骂，托马斯·波特先生报以不胜轻蔑的态度，他每次听得别人提及自己的外貌，便把他的浅顶帽子朝一边压得再歪一点儿，双手叉腰站着，像演戏似的摆出一副挑衅的神态。

　　由这些各种不同的声音作为即兴伴奏的前奏曲结束后，第二首曲子又开始了。托马斯·波特先生由于没受到惩罚，胆量更大，继续进行着前所未有的荒谬之极的举动。一开头，他模仿那个主要的女歌手的颤音；接着，又对着舞台上的蓝色火焰呻吟；看见幽灵出现时，便装出被吓得发抖的样子。最后，不仅对舞台上的对话不断地出声加以评述，还竟然把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也给吵醒了。后者听得他的同伴在吵吵嚷嚷，由于对自己在哪儿或者人家要他干什么都摸不着头脑，为了要学一个好榜样，立即发出持续不断的嚎叫声，观众们从未听见过那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般的叫声。他们这样做实在过分了。四处响起了“把他们撵出去！”的怒喊声。只听得像脚在地上滑来滑去和有人被猛推撞在护壁板上的声音，还听得匆促的对话：“出来不？”——“不出来！”——“你就得出来！”——“我不会出来！”“把你的卡片给我，先生！”——“你是个坏蛋，先生！”诸如此类的话接着骂起来了。一阵鼓掌声表示观众们对此举的满意，接着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和托马斯·波特先生发觉自己被人以惊人的速度投到街上去，在他们飞快下降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脚一次也不用着地。

　　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生就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在他最近这次被驱赶的过程中，行动确实太快了，这冲劲至少够他维持到下一次季度发薪日，因此他与他的同伴一从米尔顿街一带地区出来，便开始转弯抹角地大谈特谈睡眠的种种妙处，还间接地隐约提到应当回伊斯林顿去，并在各自的临街大门锁上试试布拉马高级钥匙 [6] 的作用。可是托马斯·波特先生气派豪迈、独断独行。他说他们出来是要痛痛快快地过上一个夜晚的，因此就得这么办。于是精神面貌的四分之三是迟钝、四分之一是忧郁的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绝望地同意了。他们便走进一家酒店去取得帮助他们过一个痛快的夜晚的物资。他们看见酒店里有许多年轻女人、形形色色的老先生以及许多到处坐的出租马车的车夫和双轮出租马车的车夫，他们都在一起喝酒聊天；托马斯·波特先生和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喝小杯的白兰地和大杯的苏打水，一直喝到他们开始对不论一般事物或者任何特定事物的概念都模糊了。他们自管自喝够了酒之后，开始请所有的人喝酒。他们余下的娱乐是目睹乱糟糟的混杂在一起的事物；其中有脑袋和脚跟，有被打得发青的眼圈和蓝色的制服，有泥浆和煤气灯，有厚实的门和石头铺的地面。

　　接下来，一如模范小说家所富有表情地告诉我们的那样——“一片空白 [7] ”！次晨那片空白被“警察分局”这几个字所填充了，而那个警察分局又被托马斯·波特先生、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和前晚他们在酒店的大部分同伴所填满，他们都只穿各种衣服的较少的一部分。在警察局里宣布的一些情况使法官大为愤怒、使观众大为惊讶，内容涉及有一个罗伯特·史密瑟斯怎样受一个托马斯·波特的唆使和帮助，在好几条街上，于不同的时间，击倒并殴打了五个男人、四个男孩和三个女人；上述托马斯·波特怎样凶恶地获得了五个门环、两个门铃的摇柄和一顶无边苏格兰圆帽；他的朋友罗伯特·史密瑟斯怎样以每句五先令的行情，发出了至少值四十英镑的诅咒；用怕人的尖叫声和谎报火警来吓唬拥挤地住在一整条一整条街道上的女王陛下的臣民；损毁了五名警察的制服；此外还干了种种其他多得不胜枚举的暴行。治安法庭法官对他们适当地严加谴责之后，以法律的通俗名称“酗酒”之罪，处罚托马斯·波特先生和罗伯特·史密瑟斯先生各五先令；对他们所犯的十七次殴打罪，以每个受害者四十先令计，另外从轻罚款三十四英镑，并且准予向控诉人说项。

　　他们恳求了控诉人，于是在随后的那个季度，波特先生和史密瑟斯先生尽可能赊账度日；而尽管那些控诉人表示十分愿意以同样的条件每星期再挨打两次，可是从此再也没有人发觉他们又在“痛痛快快地过上一个夜晚”了。

　　* * *

　　[1] 戴门（Damon）和皮西亚斯（Pythias）是罗马传说中的一对挚友。皮西亚斯因阴谋暗杀叙拉古的国王狄奥尼修斯，被判死刑，但是他需要时间来处理一些事，于是戴门便以自己的性命担保他的朋友必将归来。后来皮西亚斯果然守信回来，就此获得特赦。

　　[2] 原文为spend，针对钱财而用时，意为“花费”；针对时间而用时，意为“度过”，作者在此故意不顾其后一种涵义，旨在突出“花钱”这一情况。

　　[3] 哈瓦那是古巴的首都，在此指用古巴烟草制成的雪茄烟。

　　[4] “份儿”，原文为go，它作为动词的一个含义是“光了”。

　　[5] 原文为fast goor，含有“胡来者”之意。

　　[6] 约瑟夫·布拉马（Joseph Brama，约1748—1814）发明的一种钥匙。

　　[7] 原文为all was a blank，其实际含义为：“什么也记不得了”，或“不省人事”。

　　第十二章 囚车

　　前几天下午我们闲逛游览回来，途经博街的拐角时，有一群人聚集在警察局门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于是我们弯入博街，看到有二三十人不仅站满了人行道，还涌到街心去。另外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站在街对面——显然是在等待着什么。我们也等待了几分钟，可什么动静也没有。因此我们转过身来，向站在身旁的一个人发出那种通常的问话：“什么事啊？”那人是个没刮胡子、面带菜色的补鞋匠，两手插在围裙上部的下面。他以那种极端不值一顾的眼光把我们从头看到脚之后，简短地答道：“没什么。”

　　我们十分明白：假如有两个人停在路上朝任何一定的东西望着，或者甚至是朝空中凝视着，马上就会有两百个人聚拢来。不过，由于我们也很明白，一群人在街上得不到一点乐趣是不可能停留五分钟的，除非他们有什么引人的目的，因而顺序的第二个问话自然是：“这些人在这儿等什么？”——补鞋匠答道：“女王陛下的马车。”这句话可更怪了。我们没法想象女王陛下的马车来博街的政府机关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们开始反复思考着如此不寻常的现象的种种可能的原因时，人群中所有的男孩子都大声嚷道：“车子来啦！”这使我抬起头来朝街上望去。

　　那辆有帆布篷顶的车子以最快的速度驶过来了。各警察局里的囚犯是用这辆车子被押到不同的监狱里去的。此时我才初次想到女王陛下的马车只是囚车的另一名称，对囚车所以授予这一称号，不仅由于这个词比较高贵，还因为这车子的费用是由女王陛下负担的。这车子最初是专供需要到各个常去的地方去的先生太太使用的，而这些地方是以普通名称：“女王陛下的监狱”，为人所知的。

　　车子在警察局门口停住，人们都涌到台阶周围，只留下一条小通道让囚犯们走。我们的那个朋友补鞋匠和其他散落在四处的人都穿过马路去，我们学了他们的样儿。马车夫和另一个原来在车子前面、坐在他身旁的男人下了马车，获得许可，走进警察局。他们进去之后，门便关上，人们全都翘首以待。

　　耽搁了几分钟之后，门又打开，两个走在前面的囚犯出现了。是两个姑娘，大的那个不可能超过十六岁，小的那个肯定还没到十四岁。由于她们之间眉目依然相似，显而易见是姐妹俩，不过，年纪较大的姑娘的脸上打下了又度过了两年堕落生涯的烙印，那烙印清楚得就像是用炽热的熨斗烧灼似的。她们俩的衣服都是华丽而俗气，小的那个尤其如此。尽管她们在容貌和衣着两方面都极为相似，并且这种情况由于她们被拴在同一副手铐上而显得更为突出，人们却无法想象比两人在举止方面所表现的更大的差异。小女孩痛哭流涕——并非因为让人看，也不是希望产生什么影响，而就是因为感到羞愧。她用手帕蒙住了脸，再明白也不过地表现出她极度的哀痛，然而已为时过晚了。

　　“判你多久，埃米莉？”人群中的一个红脸女人尖声嚷道。“六星期劳动，”大姑娘扬扬得意地笑着回答。“不管怎样，这可比石头砌的牢房强；磨坊要比法庭强多了；贝拉也去那儿，她这是头一遭。昂起头来，你这个小丫头，”她猛力把那个姑娘的手帕拉开，接着说。“昂起头来，让他们瞧瞧你的脸。我并不妒忌你，不过我一定不能示弱！”——“这就对了，你这个丫头，”一个戴着硬纸板做的便帽的男人大声说，他同人群中的大部分人一样，对这个小插曲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对！”姑娘答道；“啊，的确是这样；那又有什么要紧，是吗？”——“快！你进来，”马车夫打断了她的话。“别急，车夫，”姑娘回答说，“要记住，我要在冷浴场下车的——那是一幢大房子，前面有一道高高的墙围着花园；你不会搞错的。喂。贝拉，你上哪儿去呀——你要把我的宝贝手臂拉断吗？”这话是对那个年龄较小的姑娘说的，后者急于藏身到有篷马车里去，先跨上了踏板，忘了自己受着手铐的牵制。“下来，让我给你带路。”她猛地把那个可怜的姑娘拉下来，使后者在人行道上摇晃着，于是自己就上了车，让不幸的同伴尾随其后。

　　这两个堕落腐化了的姑娘是被一个邋遢而又贪婪的母亲撵到伦敦的马路上以及其一切罪恶和放荡的生活中去的。那个较小姑娘此时的情况，就是较大的那个过去有过的情况；而较大的那个此时的情况则是较小的那个不久也一定会变成的那样。这是令人忧伤的情景，但肯定是会成为现实的；这是一出悲剧，可是多么经常地在演出啊！朝伦敦的监狱和警察局看看——不，就朝那些街道本身看看吧。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这些事情不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为人们所熟视无睹了。这两个少女在罪恶中越陷越深，其速度之快有如瘟疫的传播，其影响之恶劣和传染之广泛也一如瘟疫。在众所瞩目的范围内，有多少不幸的女子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不堪设想的罪恶生涯；一开始便是毫无希望的生涯，在其过程中更是令人憎恶和反感。一个人悲惨地结束这种生涯时总是无亲无靠、孤独凄凉，丝毫也得不到怜悯和同情！

　　此外还有其他囚犯——一些十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已经同五十岁的男人一样是犯罪老手——还有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把监狱看作是个供膳宿的所在，高高兴兴地到那儿去。他与另一个人合用一副手铐，他初次犯罪就把自己的前途毁了，身败名裂，家人生活无着。然而我们的好奇心已得到满足。头一群犯人给我们脑子留下了我们本来巴不得回避并把它从记忆中抹掉的印象。

　　看热闹的人群散开了；马车载着它的一车罪行和不幸辘辘而去；于是我们再也看不见那囚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