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乡村教师

　　那些人，我就属于此列，那些觉得一只一般的小鼹鼠就非常恶心的人，要看见那只几年前在一个小村子附近被看到的巨鼹，很可能会恶心得要死，那个村子也曾因此而名噪一时。现在，这个村子当然又早已被遗忘了，只能分享整个这一现象的不光彩，这个现象，到现在还根本未被解释清楚，不过人们也没有太花费精力去解释它，那些本来该关心此事的人，实际上却把精力花费在一些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于是，由于这些人令人费解的松懈，这一现象就未经进一步调查而被忘记了。对此，村子远离铁路也绝不能成为借口，许多人出于好奇而从远方，甚至从国外赶来，只有那些本该表现出比好奇更多的兴趣的人没有来。是的，要不是那一个个最普通的人，那些被日常劳作压得不能舒舒服服喘口气的人，要不是他们无私地关心这件事，那么，关于这一现象的传言很可能根本传不出临近的地区。这里，必须承认，就连通常根本阻挡不住的传言，在这件事上恰恰步履艰难，如果不是强硬地推动它，它就不会传播开。但是，这也不是对此事置之不理的理由，相反，对这一现象也本应该进行调查。然而，人们把对此事的惟一文字记录工作委托给年迈的乡村教师，尽管他在本职工作中是个出色的人，但他那有限的能力和同样欠缺的知识，使他无法提供一份全面细致的、今后也可以使用的描述，更不用说解释了。那份小册子印出来了，在当时来村子里的观光者中卖出不少，而且也获得了一些好评，但是，那位教师的聪明足以看出，他那得不到任何人支持的个人努力归根到底是毫无价值的。如果说，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对此事毫不松懈，尽管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一年比一年无望，而且，还把它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那这就会一方面证明，这个现象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证明，在一位年迈的、不受重视的乡村教师身上，会蕴藏着怎样的毅力和对信念的忠诚。他附在小册子后面的一份简短的补充材料证明，他曾饱受那些权威人士的拒绝之苦，当然，那是几年之后，在没有人还能记起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才附上去的。在这份补充材料中，他也许不是用技巧，而是用诚实，对他所遭遇到的不被理解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抱怨，而且恰恰是在那些最不应该表现出不理解的人那里。关于这些人，他一针见血地说：“不是我，而是他们，说起话来像年迈的乡村教师。”此外，他还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话，他曾为自己的事特意去拜访过这位学者。这位学者的名字没有被提到，但是从各种附带情况中，可以猜出他是谁。在老教师克服了巨大困难，终于获准进入这位他数星期前就预约了的学者家后，他在寒暄时就察觉到，对他的事业，这位学者抱有一种不可克服的成见。他是那么心不在焉地听着老教师按照自己的小册子作的长篇介绍，从他经过一阵装模作样的考虑后说的话中就能看出。“当然有各种鼹鼠，小的、大的。它们出没的那个区域的土地特别黑，特别重。所以，它也能给鼹鼠提供营养特别丰富的食物，那么，鼹鼠就长得特别大。”“那也不会那么大。”教师喊道，由于气愤，他有些夸张，在墙上比划出两米长。“哦，会的，”学者回答道，他显然觉得整个事情很开心，“为什么不会呢？”带着这个答复，教师回家了。他在补充材料里讲道，那个傍晚，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是如何冒着雪在路上等他，他又是如何不得不向他们承认，他全部的希望最终破灭了。

　　当我读到那位学者对待教师的态度时，我还没看到教师那本小册子的正文。但我立刻做出决定，亲自搜集整理我能找到的有关这件事的所有材料。由于我不能用拳头去威胁那个学者，那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文章为那位教师辩护，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与其说是为那位教师，不如说是为一个诚实，但没有影响力的人的良好愿望而辩护。我承认，后来我为这个决定后悔了，因为我马上就感觉到，实施这个决定肯定会使我陷入一种奇特的境地。一方面，我的影响力也远远不足以改变那位学者或者公众舆论的看法，使他们赞成教师，另一方面，那位教师肯定会发现，我更关心的是维护他的正直，而不是他的主要意图，即，关于巨鼹现象的论证，而他认为，他的正直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去维护。那么结果必然是，我想和教师联合，却得不到他的理解，而且，我可能不但帮不了忙，自己还需要一个新助手，而这位助手的出现恐怕很不可能。此外，这个决定使我自己担负起一项重大的工作。如果我想说服别人，就不能引证那位教师，因为他没能说服过人。那么，了解他的文章只能使我迷惑，所以，在我自己的工作结束前，我避免去读它。是的，我甚至不跟那位教师联系。当然，他通过中间人知道了我的调查，但他不清楚，我的工作是与他一致的还是与他对着干的。是的，他的估计很可能是后者，尽管他后来矢口否认，因为我有证据证明他曾给我设置了各种障碍。这他很容易做到，因为我不得不把他已经做过的所有调查都再做一遍，所以他总能抢在我前面。但这是对我的方法能进行的惟一有道理的指责，另外也是无法避免的指责，不过，由于我的结论小心谨慎，同时自我否定，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除此之外，我的文章没有受那位教师的任何影响，也许我在这一点上甚至过于谨慎了，仿佛在此之前没有人调查过这件事，好像我是第一个向那些耳闻目睹此事的证人们取证的人，是第一个把材料编排起来的人，第一个得出结论的人。当我后来读到那位教师的文章时——他的文章有一个非常啰嗦的标题：一只鼹鼠，其体形之巨大，还没人见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尽管我们两人都认为已经证明了最主要的事，即那只鼹鼠的存在。然而，那些意见分歧妨碍了我和教师之间建立一种友好关系，我其实一直期望，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我们之间能有这样的关系。教师那方面，几乎产生了一种敌意。虽然他对我一直谦逊恭顺，但这样就更能清楚地看出他的真实情绪。他认为，我极大地损害了他和他的事业，而我认为，我帮助了他，或者能帮助他，也至多不过是幼稚，很可能还是狂妄或诡计。特别是，他经常指出，他以前的所有反对者都根本未曾表现出过敌意，或者只是在两个人的时候表现过，或者仅仅只是口头表明过，而我却认为有必要把我所有的批评立刻印出来。此外，他还说，那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过这件事的——哪怕是很肤浅的——反对者，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至少都还听过他这位教师的意见，也就是说有关此事的权威意见，而我却从零散收集到的，而且有些部分纯属谬误的材料中得出了结论，就算这些结论在主要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它们仍然是不可信的，不管是对大众还是对受过教育的人而言。而即使是表现出最微弱的不可信，也是这里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对于这些尽管形式上隐蔽得非常好的指责，我本来可以很容易给予答复的——比如，恰恰是他的文章才展现了不可信的最高峰——但是，要对付他的其他疑心就不这么容易了，这也是我在整体上对他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因为他私下里认为，我是想剥夺他作为第一个承认鼹鼠存在的人的荣誉。而现在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荣誉，只有可笑，而且只局限于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我当然不会想去争这份可笑。此外，我在我文章的引言中强调说明，这位教师在任何时候都理所当然是鼹鼠的发现者——但他连发现者也不是——仅仅是对这位教师遭遇的同情，才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我在结尾时过于慷慨激昂地写道，不过这与我当时的激动心情相符——“帮助那位教师的文章得到应有的传播。一旦做到这一点，那么，我的名字，暂时并且只是表面上与此事牵连在一起的我的名字，应当立即被从中抹除。”我恰恰是拒绝每一种与此事有较大牵连的可能性，好像我已经预感到这位教师会对我进行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指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偏偏在这一点上抓住了攻击我的把柄，我不否认，在他所说的，更确切地说是所暗示的话中，似乎有一丝合理的东西，我已经几次注意到，在对付我时，他在有些方面表现得比在他的文章中更敏锐。因为他说，我的引言是虚伪的。如果我的目的真的只是传播他的文章，那我为什么不只研究他和他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指出文章的长处和不容置疑性，为什么我不把重点放在强调并让人们认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我完全忽视他的文章，而自己却热衷于巨鼹的发现本身。难道发现巨鼹不是已经发生了吗？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事要做吗？可要是我真的认为必须再重复一遍发现，那我为什么要在引言中那么郑重地宣布我跟这一发现毫无关系呢。这其中可能有虚伪的谦虚，但这是令人气愤的。我贬低这一发现，我让人们注意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贬低它，我研究了它，又将它置之不理，本来这件事可能已经有些平息了，而我又把它弄得沸沸扬扬，同时使那位教师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对于那位教师来说，维护他的正直有什么意义呢。他所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而我出卖了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理解它，因为我没有正确地估价它，因为我对它没有感受力。它超出我的理解力九重天高。他坐在我面前，带着他那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脸静静地看着我，的确，只有这才是他的看法。但是，说他只关心事情本身是不对的，因为他甚至相当虚荣，也想赚钱，不过，考虑到他家人口多，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我对这事的兴趣相对来说太小了，所以他认为，他完全可以做出绝对无私的样子来，而且这也不算撒了太大的谎。而实际上，就算我对自己说，这个人之所以指责我，归根到底是，他像是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鼹鼠，每一个哪怕只是想用一根指头靠近他的人，都被他称为出卖者。事情不是这样的，他的行为不能用贪婪，至少不能只用贪婪来解释，倒是更适宜用神经质来解释，是神经质唤起了他的巨大努力，也导致了他最终毫无成效。但是，神经质也不能解释一切。也许我对这事的兴趣真的太小了，对那教师来说，陌生人毫无兴趣已经是很正常的事了，总体上来说，他对此容忍，但具体到某个人，则不然了，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人，他以独特的方式研究这件事，可是，就连他也不理解此事。我根本不想否认，我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的。我不是动物学家，假如是我自己发现了这件事，那我也许会从心底里激动万分，但是我没有发现它。这么巨大的一只鼹鼠肯定是个奇观，可是，也不能因此就要求全世界一直关注它，特别是，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证明那鼹鼠的存在，还根本不能把它展示给大家。而且，我也承认，就算我是鼹鼠的发现者，我为它恐怕也不会像为这位教师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精力和心血。

　　假如我的文章获得成功，那么，我和教师之间的分歧也许很快会消除。但是，它偏偏没有成功。也许它写得不够好，不足以令人信服，我是个商人，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大大超出了给我划定的圈子，超出的程度也许比在那位教师那里还要大，尽管我所掌握的相关知识远远超过他。对这次失败，还可以作另外的解释，可能是发表的时间不利。发现鼹鼠的消息未能传播开，但一方面，它过去还不太久，所以，人们还没有把它彻底忘记，也就不会对我的文章感到大吃一惊；另一方面，流逝的时间又足够把最初还存在的那一点点兴趣全部耗尽。那些对我的文章进行思考的人，用一种在几年前就笼罩着这场讨论的绝望语气对自己说，又要为那件无聊的事开始瞎费力气了，有些人甚至把我的文章和那位教师的弄混了。在一份权威性农业杂志上，刊登出下面这样的评论，幸亏它是在最后，而且印得很小：“那篇关于巨鼹的文章又寄给我们了。我们还记得，早在几年前，它就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大笑过一次。从那以后，它没有变得更聪明，我们也没有更愚蠢。只是，我们不能再笑第二次了。而且，我们要问问我们的教师联合会，除了追逐巨鼹，一个乡村教师是否就找不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了。”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混淆！他们既没有读过第一篇，也没有读过第二篇文章，只不过匆忙间偶尔听到巨鼹和乡村教师这两个可怜巴巴的词，那些先生们就觉得足以让他们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来出出风头了。针对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但是，由于与教师之间缺乏理解，使我没能这样做。我只能尽量不让他看到这份杂志，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份杂志，我从他写给我的、预计圣诞节来看我的那封信中能看出来。他写道：“这个世界是恶劣的，而人们使它容易变得恶劣。”他是想说，我属于这个恶劣的世界，而我还不满足于我本身所具有的劣性，还要使世界容易变得恶劣，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是为了引出普遍的劣性，并帮助它取胜。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必要的决定，可以平静地等着他，平静地看着他到来，他问候时不像以往那么有礼貌，然后，一声不吭地在我对面坐下，小心翼翼地从他那独特的棉外套的胸兜里掏出那份杂志，打开，推到我面前。“我知道了。”我说，然后一眼未看地又推了回去。“您知道了，”他叹了口气说，重复别人的回答，是他当教师的老习惯，“我当然不会不做任何反抗就容忍了。”他继续说着，一面激动地用一个手指敲着杂志，一面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好像我的观点与他截然相反；他肯定感觉到我想说什么了；通常，我也不认为，从他的语言中比从其他迹象中更能察觉到，他对我的意图的直觉常常是对的，而他却不服从于这种直觉，不使自己分心。我当时对他说的话，我几乎能逐字复述出来，因为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我就把它们记录下来了。“您想做什么就做吧，”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我相信，对此，您既不会感到意外，也不会觉得不合适。这本杂志上的那条简讯不是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它只不过最终坚定了我的决定。真正的原因是，我原本以为，我的出现会对您有所帮助，而我现在却不得不认识到，我在各个方面都损害了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成功和失败的原因都是有多义性的，别净找那些对我不利的解释。想想您自己吧，如果看看整个事件，您也是曾有最好的意愿，然而也失败了。我这不是开玩笑，如果我说，与我的联系也属于您的失败之列，那么，这也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现在退出此事，既不是胆怯，也不是背叛。甚至，若不能战胜自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多么尊敬您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您已经成了我的老师，我甚至觉得那只鼹鼠都几乎变得可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退出，您是发现者，不论我本来是想干什么，我总是妨碍您得到有可能得到的荣誉，而我还引来失败，并把失败继续引向您。至少这是您的看法。够了。我惟一能进行的忏悔是，我请求您的原谅，如果您要求，我还可以公开重复我刚才对您所作的表白，比如在这本杂志上。”

　　这就是我当时说的话，它并非完全真诚，但很容易从中推断出真诚。这段话对他的影响和我估计的一样。大多数老年人，在面对年轻人时，本性里都会有一些迷惑性和欺骗性，人们在他们身边平静地生活着，以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保障，了解了主导看法，不断得到和平的证实，因而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旦突然发生了什么决定性的事件，而早已准备好的宁静应当发生作用时，这些老人却像陌生人一样站出来，发表更深刻、更强有力的观点，此时，他们才正式亮出他们的旗帜，人们惊讶地看见上面写着新的口号。这种惊讶首先源于，老人们现在所说的，的确更合理、更有意义，似乎那理所当然的事升级了，更加理所当然了。这种炉火纯青的欺骗性在于，他们现在说的，其实都是他们一直在说的，而这恰恰是一般来说根本无法预料的。我肯定是对这位乡村教师了解极深，所以他现在并未使我感到特别吃惊。“孩子，”他说，把手放到我的手上，亲切地摩挲着，“您是怎么会想到参与这件事的。当我第一次听说时，我马上就和我的妻子谈论。”他离开桌子，伸展开双臂，看着地面，仿佛地下矮矮地站着他的妻子，而他正和她说话。“‘这么多年了，’我跟她说，‘我们一直是独自奋斗，现在，城里好像有位高贵的赞助人替我们说话，一个城里的商人，名字叫某某。现在我们该大大地高兴，不是吗？一个城里的商人可非同小可，如果只是个低贱的农民相信我们，并表明他的看法，那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农民做的事总是不体面的，不管他是说：那位乡村老教师是对的，还是不得体地吐几口痰，两者的作用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一个农民，而是成千上万个农民站出来，那效果可能会更坏。而城里的一个商人就不一样了，这种人有关系，哪怕他随口说起点儿什么，也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被说来说去，就会有新的赞助人关心这件事，比如某个人会说：也可以向乡村教师学习嘛，第二天，就会有许多人私下议论这话，而从他们的外表，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会持这种观点。现在，这件事有资金了，有一个人筹款，其他人把钱交到他手里，大家认为，必须把乡村教师从村里接出来，于是，大家都来了，根本不在乎他的外貌，把他簇拥在中间，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离不开他，所以就连他们一起带上了。你观察过城里人吗？他们总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如果有一堆城里人聚在一起，那么，唧唧喳喳声就会从右传到左，再传回来，循环往复。所以，他们唧唧喳喳着把我们扶进车里，根本来不及跟所有人点头致意。坐在车夫座上的先生扶正了他的夹鼻眼镜，挥动鞭子，我们上路了。所有的人都向村子挥手告别，好像我们还留在那里，而不是在他们中间。从城里出来几辆车向我们驶来，车上坐着几位特别性急的人。当我们靠近时，他们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探长了身子看我们。筹集款子的那个人安排着一切，提醒大家保持安静。当我们驶进城时，已经排成了长长的一队马车。我们以为，欢迎仪式已经过去了，可是，到了旅馆门口才刚开始。一声召唤，城里立刻就聚集了许多人。一个人关心什么事，另一个人马上也会关心。他们用呼吸彼此抢夺对方的观点，并据为己有。这些人并不能都乘马车，于是他们等在旅馆门前。另一些人尽管本来能乘车，但他们出于自信没有这样做。他们也等着。真是不可思议，那个筹款的人是如何控制所有人的。’”

　　我一直安静地听他讲着，是的，他说话的时候，我变得越来越安静。桌上，我把尚存的所有我那篇文章的小册子都堆在一起。只有极少几份散落在外，因为前一阵，我发出一封通函，要求把所有寄出的小册子退还给我，大部分都退回来了。另外，不少人礼貌地回信告诉我，他们根本记不起来收到过这么一篇文章，就算收到过，那么非常遗憾，肯定是丢了。这也就行了，我其实也没要求别的。只有一个人请求我允许他将这篇文章作为稀有品保留下来，并保证，按照我通函中的要求，在今后二十年内，不给任何人看。这封通函，乡村教师还根本没有看过，我很高兴，他的话使我感到很轻松，我可以把那封信给他看了。我本来也可以毫无顾虑地这么做，因为我在写这封通函时非常谨慎，从未忽视过乡村教师和他的事业的利益。通函的主要内容是：“我之所以要求退回我的文章，并非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文章中所支持的观点，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可能在某些部分是错误的或无法证明。我的请求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但却非常紧迫，所以，绝不能从我的这一请求中推断出我对此事的态度，我特别请求大家注意这一点，并且，如果愿意，请相互转告。”

　　暂时，我还用双手遮着那封通函说：“因为事情没有这样进行，所以您要指责我，是吗？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要使我们的分歧变得那么痛苦。您真的应当试着看清楚，您虽然有了一项发现，但是，这项发现并没有超过其他一切，所以，您所经历的不公正，也不是超过其他一切的最大不公正。我不了解学术界的规矩，不过我不相信，根本不可能为您举行一个哪怕是近似于您向您那可怜的妻子所描述的欢迎仪式。如果说我自己期待这篇文章能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我认为，可能会有某位教授注意到您这件事，他也许会委派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调查这件事，这个大学生会去找您，在您那里，他会以他的方式，把您的和我的考察结果再审核一遍，最后，如果他认为结论还值得一提，——这里，有一点是确定的，所有年轻大学生都疑心重重——那么，他会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在那里，您所描写过的东西将得到科学的论证。然而，就算这一愿望得以实现，收获也不会很大。那个大学生的文章由于为这么特别的一件事辩护，会遭到嘲笑。您可以从这份农业杂志的例子上看到，这种事是多么容易发生，在这一方面，科学杂志更加无所顾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教授们对自己、对科学、对后世，承担着很多责任，他们不可能立刻投入每一个新的发现中去。在这方面，我们其他人就比他们有优越性。不过我不谈这个，我现在想假设，那个大学生的文章取得了成功。那又会怎样呢？您的名字可能会荣耀地被提到几次，这也许对您的处境会有好处，人们会说：‘我们的乡村教师们独具慧眼。’如果杂志还有记性和良心的话，应该公开向您道歉，随后，还可能会有一位好心的教授，为您争取到一份奖学金，而且，人们的确有可能设法把您迁到城里去，给您在城里的一所大众学校找个职位，使您有机会用市里给您提供的科学资助金进一步深造。但是，如果我要是坦诚的话，那我得说，我认为，人们顶多也只是试试而已。假设，人们召您来，您也来了，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请求者，没有任何隆重的欢迎仪式，人们也会跟您谈话，承认您诚实的不懈努力，但是同时也看到，您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么大年纪再开始科学研究是没有前途的，而且，您取得的发现更多是出于偶然，而不是有计划的，除了这个个别事件，您也不打算继续干下去。人们有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让您留在村子里。当然，您的发现会被继续研究，因为它并没有小到得到一次承认，之后就被遗忘的地步。不过，您不会再得到太多关于它的情况了，而且，您了解到的，也理解不了。每一项发现都会被立刻纳入科学的整体中去，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不再是发现了，它融入整体中，消失了，必须有经过科学训练的眼光才能辨认出它来。它马上被与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原理联系在一起，在科学争论中，它和这些原理一起，一直被扯到云霄上。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些？如果我们听一次这样的讨论，我们或许会以为，这是在谈发现，但发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好了，”乡村教师说，他掏出烟斗，开始往里塞烟丝，他的所有口袋里都散装着烟丝，“您是自愿来关心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的，现在又自愿退出。这都完全正确。”“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说，“您认为我的建议中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吗？”“不，一点儿都没有。”乡村教师说，他的烟斗已经在冒烟了。我受不了他的烟味，所以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从以前的几次谈话中，我已经习惯了乡村教师在我面前沉默寡言，而且，他一旦来了，就不愿意离开我的房间。这使我有时感到很奇怪，我总是想，他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我曾给他钱，他也经常接受。但是，每次他都是想走时才离开。一般都是烟斗抽完了，他围着椅子转几圈，然后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把它移到桌子边，拿起放在墙角的手杖，热烈地和我握手，离开。但是今天，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却让我烦透了。要是对某人表示过最终告别，就像我做的那样，而且对方也说这是完全正确的，那就应该尽快处理完还要共同解决的那点儿事，可别因为你沉默地呆在那儿，而让别人毫无目的地受罪。如果从背后观察一下这个矮小而结实的老人是怎样坐在我的桌子边的，人们就会相信，要想让他从我的房间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卫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