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山梁下

　　尘土飞扬，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们唇干舌燥，鼻子里黏满了灰沙，背着沉重的器材，从火线上撤了下来，退到了那道长长的山梁上。山梁下是河，作为预备队的西班牙军队就集结在那儿。

　　我在堑壕里靠壁坐了下来，把肩膀和后脑往泥土上一靠，如今到了这儿就连流弹也不用怕了，向下望去，河谷里的阵势尽收眼底。这里有坦克预备队，坦克上都覆盖着油橄榄树上砍下的树枝。左边是些指挥车，车身上都抹着泥巴、遮着树枝。中间是一长行抬担架的人，过了山口蜿蜒下行，一直来到山梁脚下的平地上，把伤员装上停在那儿的救护车。运送给养的毛骡驮着一袋袋面包和一桶桶酒，军火队的毛骡一溜儿由骡夫牵着，正不断往这山梁的口子里上来，提着空担架的人也顺着小路随骡群缓缓往上走。

　　右边，山梁弯曲处的下面，我看得见有个山洞口，旅参谋部就设在这山洞内，通信电线从洞顶上通出来，翻过我们头上的那道山梁蜿蜒而去。

　　穿皮衣、戴头盔的摩托兵骑着车从小道上一路颠簸而来，碰到路实在太陡时，便推着车走，随后就把车往路边一放，徒步走到山洞口，一头钻了进去。正当我看着时，从山洞里出来了一个我认识的大个子匈牙利摩托手，只见他把一些文件往公文皮包里一塞，便走到他的摩托车旁，把车子推到毛骡和担架手的队伍里，紧行几步，腿一跨，便上了车，在一阵摩托轰鸣声中翻越山梁而去，车子扬起了一阵猛烈的尘雾。

　　山下的平地上救护车来来去去不绝，平地的那一头一行青枝绿叶，表明是河的所在。那一带有一座红瓦大宅，还有一个灰墙磨坊，大宅位于河的对岸，近旁的树丛里有我们炮队开炮的闪光透出来。炮是正好朝我们这个方向打来的，三英寸口径的家伙，总是两道闪光紧紧相连，随即是低沉而短促的“嘣嘣”两响，接着便是炮弹挟着愈来愈响的呼啸朝我们这个方向飞来，又越过我们的头顶继续向前飞去。我们还是那个老问题：大炮奇缺。眼下要有四十门大炮方才够用，可那儿总共只有四门，所以只好两门一放。这次进攻，早在我们撤下来以前就已经失败了。

　　“你们是俄国人吗？”一个西班牙士兵问我。

　　“不，是美国人，”我说。“你有水吗？”

　　“有的，同志。”他递过一只猪皮囊来。这些预备队的士兵，其实都只是顶着个兵的空名，是穿着军服才算个兵罢了。这次进攻根本就没有打算使用他们，所以他们就乱糟糟地集结在山梁下的这一线上，三五成群，吃吃喝喝，说说话儿，有的干脆就呆呆地坐着枯等。这次的进攻任务，是由国际纵队中的一个旅承担的。

　　水，我们两个都喝了。水里有股沥青味儿，还有股猪鬃味儿。

　　“还是喝酒好些，”那个士兵说。“我可以给你们弄酒去。”

　　“好。不过解渴还是水好。”

　　“打仗时的那个口渴最难受了。我们在这儿虽说是预备队，可我照样也口渴得厉害。”

　　“那是害怕的缘故，”另一个士兵说。“口渴都是害怕引起的。”

　　“不，”又一个士兵说。“害怕引起口渴，那错不了。可是一到打仗的时候，心里即使不怕，也照样口渴得厉害。”

　　“打仗嘛，心里总是害怕的，”第一个士兵说。

　　“你才这样，”第二个士兵说。

　　“这是正常现象嘛，”第一个士兵说。

　　“你才这样。”

　　“闭上你的臭嘴，”第一个士兵说。“我这个人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四月天，风刮得很猛，上山口里来的毛骡踩起了滚滚的尘雾，一头就是一大团，担架两头的两个人也各自扬起一大股，被风一吹搅成一片，山下的平地上救护车卷起的尘土更是一长串一长串的，随风飘散。

　　我现在很有点信心了，我相信今天是不会给打死的了，因为我们上午活儿干得不错，而且在进攻开始的阶段，我们曾两次大难不死；这就使我壮了胆。第一次是在我们跟着坦克前进的时候，我选了个地形，准备从这里拍摄进攻的场面。后来我突然感到这里靠不住，我们就把摄影机往左挪了大约两百码。临走时还用可说是最最原始的办法在那里做了个记号，不到十分钟，我原先所在的地方就落了一颗六英寸口径的炮弹，炸得那儿好像从来就没有来过人一样。倒是地上清清楚楚出现了好大一个弹坑。

　　后来过了两个小时，一个新近从营里调到参谋部的波兰军官自告奋勇要领我们去看波兰人刚攻克的阵地，不料一出山坳，没了掩蔽，我们发现自己竟暴露在机枪的火力之下，我们只得下巴紧贴着地，吸了两鼻孔的沙土，硬是从机枪火力的底下爬了出来，而且悲哀的是我们发现当天波兰人非但没有攻克半个阵地，反而又从出击点后退了一些。因此此刻我躲在战壕里，就落得汗流浃背，又饥又渴，进攻时经受的种种危险虽已过去，却在内心留下了一片空虚。

　　“你们真的不是俄国人？”一个士兵问。“今天这儿有俄国人来。”

　　“是啊。不过我们不是俄国人。”

　　“你的脸相就像个俄国人。”

　　“没有的事，”我说。“你弄错了，同志。我的脸相虽然古怪，却并不像个俄国人。”

　　“那他的脸相像个俄国人，”说着一指我那个正在摆弄摄影机的同伴。

　　“也许有点像。可他也不是个俄国人。你是哪儿的人呢？”

　　“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自豪地说。

　　“埃斯特雷马杜拉有俄国人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的口气越发自豪了。“埃斯特雷马杜拉没有俄国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也不到俄国去。”

　　“请问你的政治观点？”

　　“我恨一切外国人，”他说。

　　“这个政治纲领未免太笼统了。”

　　“我所恨的有摩尔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北美人、俄国人。”

　　“按你恨的程度排列？”

　　“对。不过我对俄国人恐怕应该说最恨了。”

　　“老弟，你的想法倒真是有趣，”我说。“你是信仰法西斯的吗？”

　　“不信。我是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我就恨外国人。”

　　“他的想法怪得很，”另一个士兵说。“你不要太把他当真了。比方说我吧，我就喜欢外国人。我是巴伦西亚人。请再喝杯酒吧。”

　　我伸手接过杯子，嘴里那头一杯酒还余味未尽呢。我瞅了瞅这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他又高又瘦，面容憔悴，胡子拉碴，两颊深陷，肩上披着条毛毯披肩，把身子一挺，气鼓鼓站起身来。

　　“别把头抬起来，”我连忙对他说。“飞来的流弹还真不少呢。”

　　“我才不怕流弹呢，我就是见外国人都恨，”他狠狠地说。

　　“流弹是用不到害怕，”我说，“不过既然是预备队，吃流弹的事就应该尽量避免。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这伤就受得太没意思了。”

　　“我什么都不怕，”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算你的运气好，同志。”

　　“这话倒不假，”手拿酒杯的那一位说。“他是不知道害怕的。连aviones[1]都不怕。”

　　“他发疯了，”另一个士兵说。“飞机是大家都怕的。飞机虽然杀不死多少人，可叫人好怕哟。”

　　“我是不怕的。我不怕飞机，我什么都不怕，”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可凡是外国人我都恨。”

　　从山口里走下来一个穿国际纵队制服的高个子，一边肩头上斜披着一条毛毯，下面在腰里打了个结，他走在两个抬担架的人旁边，似乎根本就没有理会自己都到了哪里。他把头昂得高高的，那神气就像个梦游人。他中等年纪，没有带枪，从我这儿看去，也不像是受了伤的样子。

　　我看他独自一人离开了战场，往山下走去。还没走到指挥车那儿，他就向左一转弯，还是那么异样地高高昂起了头，越过了山梁的后沿，走得看不见了。

　　跟我搭档的那一位正忙着给手提摄影机换胶片，并没有注意到他。

　　一颗炮弹从山梁那边打来，只见在快到坦克预备队的地方，一股尘土和着黑烟冲天而起。

　　旅部所在的山洞口，有人往外探了探脑袋，随即又缩了进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倒似乎可以一去，不过进攻失败了，我知道那里的人肯定都火冒三丈，我可不想去看他们的脸色。打了胜仗的话，拍个电影他们也乐意。可打了败仗，谁都有气没处出，弄得不好真会把你抓起来押送到后方去。

　　“他们大概就要向我们炮轰了，”我说。

　　“炮轰不炮轰对我都一样，”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我对这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渐渐感到有点腻烦了。

　　“你们还有酒剩吗？”我问。我还是觉得嘴干。

　　“有啊，老兄。有的是呢，”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人个小手大，身上脏得很，一脸的胡子茬儿跟他那板刷头的头发都快差不多长了。“你看他们就要向我们炮轰了？”

　　“按说大有可能，”我说。“不过，这场战争可是什么都难说的。”

　　“这场战争又怎么啦？”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气冲冲地问道。“这场战争叫你看不顺眼了？”

　　“你给我住口！”那个态度友好的士兵说。“这里是我带班，这些同志是我们的客人。”

　　“那就请他别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外国人，可不能跑来说我们这场战争的坏话。”

　　“你是哪个镇上的人，同志？”我问埃斯特雷马杜拉人。

　　“巴达霍兹，”他说。“我是巴达霍兹人。我们巴达霍兹人受尽了奸淫掳掠，先是来了英国人，后来又换了法国人，如今是摩尔人。今天摩尔人干下的坏事，也不见得就比当年威灵顿[2]手下的英国兵厉害多少。大家去翻翻历史嘛。我的太奶奶就是叫英国人给杀死的。我家的房子就是叫英国人给烧掉的。”

　　“我很遗憾，”我说。“可你为什么要恨北美人呢？”

　　“我的父亲当初被征去当兵，就是在古巴被北美人打死的。”

　　“这我也很遗憾。相信我，是真的感到很遗憾。那你又为什么要恨俄国人呢？”

　　“因为他们是暴政的代表，再说我也讨厌他们的脸相。你的脸相就像个俄国人。”

　　“我们恐怕还是离开这儿的好，”我对我那个搭档说，他是不懂西班牙话的。“看来我的脸相很像个俄国人，这快要招来麻烦了。”

　　“我快要睡着了，”他说。“这儿睡觉挺不错的。你只要别多嘴，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这儿有位同志对我很看不顺眼。我看他大概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

　　“那好，你只要提防着点，别叫他给打死就好。我可要睡了。”

　　就在这时，从山口里来了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一个又矮又壮，一个中等身材，两个人都戴便帽，都是扁脸盘、高颧骨，腰里都佩着驳壳毛瑟枪。他们朝着我们走来。

　　那个儿较高的一个用法语跟我说话。他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法国同志打这里经过？肩头上斜扎着一条毯子，像束着武装带似的，年纪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模样。你有没有见到这么个同志，从前线下来朝后方去了？”

　　“没有，”我说。“我没有见到过这么个同志。”

　　他对我瞅了会儿，我注意到他的眼珠是黄里带灰的，瞅着我一眨也不眨。

　　“谢谢你啦，同志，”他说，那个法国话腔调很怪。随后他就对同来的那个人讲了些什么，舌头转得飞快，所用的语言我也听不懂。说完他们就走了，一直往山梁的最高处爬去。下面几条山沟里的动静在那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那才真是俄国人的脸相呢，”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别响！”我说。我正在密切观察这两个穿皮外套的人。他们冒着相当密集的火力，站在那儿仔细查看山梁下河这边的那一片高高低低的地。

　　突然两人中间有一个发现了要找的目标，用手一指。于是两个人就像一对猎狗一样撒腿跑了起来，一个径直翻下山梁，另一个向侧面包抄过去，像是要去截断什么人的去路似的。那第二个人还没有下山梁顶，我就看见他拔出了手枪，枪口对着前面一路奔去。

　　“你看着心里好受吗？”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跟你一样不好受，”我说。

　　我听见从里山梁顶的背后传来了毛瑟枪断断续续的枪声。一连开了十多枪。一定是距离太远了，枪没打到。一阵枪声过后，隔了片刻，又是一声枪响。

　　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气鼓鼓看了我一眼，一声不吭。我想，要是炮轰开始了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些事了。可是炮轰偏偏一直迟迟没有开始。

　　那两个穿皮外套、戴便帽的人翻过山梁一起回来了，随后他们又一起下坡来到山口，走下坡路膝屈腿弯，两腿动物下陡坡总是少不了这副怪样的。他们刚要转入山口，正好一辆坦克呼噜噜、轰隆隆从山口里下来，他们就闪在一旁，让坦克过去。

　　那天坦克又吃了个败仗，如今从前线上撤了下来，过了山梁，有了屏障，坦克都打开了炮塔，头戴皮防护帽的坦克手都两眼向前直瞪，就像橄榄球员因为表现窝囊，给换下了场一样。

　　那两个穿皮外套的扁脸汉子为了给坦克让路，便闪在山梁上，正好站在我们的旁边。

　　“你们要找的那个同志找到了没有？”我用法语问个儿较高的一个。

　　“找到了，同志。谢谢你啦，”他说，目光把我从头到脚一打量。

　　“他说什么？”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

　　“他说他们要找的那个同志已经找到了，”我告诉他。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不响了。

　　当天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而去的这个地方。我们一直在这里蒙尘土，熏硝烟，听那一片喧闹，伤的伤，死的死，怕死的暗暗怕死，有人有英勇的表现，也有人有怯懦的流露，发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是荒唐的，当然免不了要失败。我们一直留在这片越过了就别想活命的沟壕纵横的土地上。在这里你就得扑面卧倒，得拢起个土堆来护住你的脑袋，得把下巴颏儿拼命往泥土里钻，一等命令下来，就得上那个即使上得去也别想再活的要命山坡。

　　我们一直跟这些趴在地下的人在一起，他们在等坦克而坦克始终未到，却只听见头上炮弹大批呼啸而来，轰然炸响，弹片夹着土块四处横飞，有如掘开了个泥泉，泥流往外直喷，枪声嘟嘟、弹飞嗖嗖，在当空交织成一片。我们知道他们等在那里是怎么个感受。他们已经进到无可再进了。一旦命令下来要继续前进，那就前进与活命不可得兼了。

　　一上午我们就一直留在这里，留在那法国中年汉子掉头不顾而去的这个地方。我很理解，一个人一旦看清了为一场不可能成功的进攻而牺牲是蠢事——比如人在临死前就往往眼清目明，所见正确，突然会看清问题，看清了这场进攻成功无望，看清了这场进攻愚不可及，看清了这场进攻实质是怎么回事——一旦看清了这些，他完全有可能干脆退下来，一走了之，就像那个法国人一样。他之所以掉头而去，完全可能不是出于怕死，而只是因为他看透了，是因为他突然明白了他不能不走，明白了除了一走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那个法国人虽然退出了这场进攻，却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尊。这他作为一个常人，我是理解他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却自有一些监督作战的人不肯放过他了，于是，在这边他刚刚摆脱了死亡的威胁，一翻过山梁，到了那边枪弹不到、炮弹不来的地方，正向着河边走去呢，死亡的命运却马上落到了他的头上。

　　“哼，这些家伙，”那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冲那两个战地宪兵一晃脑袋，对我嘀咕。

　　“这就是战争，”我说。“在战争中不能没有纪律。”

　　“为了服从这种纪律难道我们就死也应该？”

　　“可没有纪律大家谁也活不了。”

　　“纪律，有这样的纪律，也有不是这样的纪律，”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你听我告诉你。二月里的时候，我们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那时法西斯发动了进攻。他们把我们赶出了你们国际纵队今天想要夺取而夺不下来的那些山头。我们退到了这儿，也就是在这道山梁上。国际纵队开上来，接管了我们前面一带的防线。”

　　“这我知道，”我说。

　　“可有件事你是不知道的，”他气冲冲地只顾往下说。“当时有个跟我同省的毛孩子，一打排炮他吓坏了，他就在自己手上打了一枪，满想这样可以下火线，因为他害怕了。”

　　在场的其他士兵这时也都听着了。有几个还点了点头。

　　“对这样的人，照例总是给他们包扎好了伤口，把他们马上送回前线，”埃斯特雷马杜拉人又继续说道。“这是很对的。”

　　“是啊，”我说。“是应该这样。”

　　“是应该这样，”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可这毛孩子那一枪打得太狠了，竟把骨头打了个粉碎，结果发生了感染，只好把手截掉。”

　　有几个士兵点了点头。

　　“说下去，把后面的经过全告诉他，”有一个说。

　　“这事其实还是少提为好，”剪板刷头、一脸胡子茬儿、自称是带队官的那一位说。

　　“我可有责任告诉人家，”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

　　那个带队官耸耸肩膀。“我对这事也不是没有意见的，”他说。“那你就说下去吧。不过我是不想再听人提起了。”

　　“这毛孩子从二月里起，就一直留在山谷内的医院里，”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我们这儿有几位在医院里见到过他。大家都说医院里的人很喜欢他，他也尽量做些独臂人能做的事情。他始终没有给抓起来过。也从来没有人说过要把他怎么样。”

　　那个带队官一句话也没说，又给我递过来一杯酒。他们全都在那儿听，就像一字不识的人听讲故事一般。

　　“昨天，直到黄昏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就要发动一场进攻了。昨天，直到太阳下山以前我们还只当这一天就这样平平常常过去了。没想到就在那时候，他们却把他从河边的平地上顺着小道带到这山口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做晚饭，他们把他带来了。总共只有四个人。一个是他毛孩子帕科，两个就是你刚才见过的穿皮外套、戴便帽的那两个家伙，还有一个是旅部的军官。我们看见他们四个人一起上山口来了，我们看见帕科的手并没有给铐上，也并没有给绳捆索绑什么的。

　　“我们一见到他，全都拥了上去，大家说：‘嗨，帕科。你好吗，帕科？一切都好吗，帕科老弟，帕科你这个老小子？’

　　“他说了：‘一切都好。一切都还不错，只除了这个’——说着给我们看了看那条断臂。

　　“帕科说，‘那是胆小鬼干的蠢事。我干得真后悔。不过我只有一只手，也要做个有用的人。我要为我们的正义事业尽我一只手的力量。’”

　　“对，”一个士兵插进来说。“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也听见他说的。”

　　“我们都跟他说话，”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他也跟我们说话。在打仗的时候，这种穿皮外套佩手枪的人一来，总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像来了背图囊、挂望远镜的人一样。不过我们总还只当他们是带他来看看的，我们没有到医院去过的人能见到他也都很高兴，我说了，当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昨天傍晚天气可是又晴朗又暖和的。”

　　“这风是夜里才刮起来的，”一个士兵说。

　　“后来，”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阴沉着脸色又继续往下说，“他们中间的一个用西班牙话对那军官说：‘是在什么地方？’

　　“那军官就问了：‘这个帕科是在什么地方受伤的？’”

　　“当时是我回答他的，”那个带队的人说。“是我指给他看的。就在你那个地方再往下一点。”

　　“就在这儿，”一个士兵说着，朝那个地方一指。我也看得出是那个地方。一眼就看得出是那个地方。

　　“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拉着帕科的胳膊把他带到了那个地方，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按住在那儿，那另一个就说起西班牙话来。他的西班牙话说得错误百出。起初我们真忍不住要笑出来，连帕科也觉得好笑了。那话我也不能全部听懂，不过我懂那意思是说，对帕科必须严加惩处作为儆戒，以便能使今后不再有自伤的事件发生，今后如果有人违犯都将照此严惩不贷。

　　“于是，他们就一个人抓着帕科的胳膊——帕科早已觉得又惭愧又难过，一听把他说成这样，更是臊得什么似的——另一个拔出手枪，没有对帕科说一句话，对准帕科的后脑就是一枪。这以后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那些士兵都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一个士兵说。“那个地方你看得出来的。他倒下的时候嘴巴就直对着那儿。你看得出来的。”

　　我虽然靠在这儿，也早就清清楚楚看出了那个地方。

　　“对他搞得那么突然，也不让他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个带班的说，“真是残忍哪。”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现在不但恨别国的外国人，也恨俄国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对外国人我们不能存什么幻想。你是外国人的话，我只能对你抱歉。可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例外。你跟我们一块儿吃过面包喝过酒了。我想你现在也该走了。”

　　“说话可不能这样，”那个带班的对埃斯特雷马杜拉人说。“讲点礼节还是必要的。”

　　“我看我们还是走吧，”我说。

　　“你不生气吧？”那个带班的说。“你只管留在这个掩蔽部里好了，随你待多久都没关系。你还觉得渴吗？要不要再来点儿酒？”

　　“多谢你了，”我说。“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我那样恨外国人你能理解吧？”埃斯特雷马杜拉人问我。

　　“你那样恨外国人我很理解，”我说。

　　“那好，”他说着就伸出手来。“握手我还是愿意的。对你本人，我还是愿意祝你幸运。”

　　“我也祝你幸运，”我说。“祝你本人幸运，也祝你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能够幸运。”

　　我叫醒了拍电影的那一位，两个人就一起从山梁上下来，向旅部走去。这时候坦克都已在陆续回来了，那响声之大，弄得连自己说话都快听不见声音了。

　　“刚才你一直在跟他们说话？”

　　“在听他们说呢。”

　　“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没有？”

　　“有的是。”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回马德里去。”

　　“我们应该见见将军去。”

　　“对，”我说。“一定得见一见。”

　　将军是憋着一腔的怒火。这次进攻上面只给了他一个旅的兵力，要他发动突然袭击，一切都要在一夜之间部署完毕。这样的任务，本来至少要一个师才执行得了。他实际只有三个营可用，一个营得留着作预备队。那个法国坦克司令为了壮壮胆子投入进攻，喝得醉醺醺的，结果醉过了头，行使不了指挥的职能。等他醒了过来，也只有挨枪毙的分儿了。

　　坦克部队没有及时开到，到最后根本就不肯向前移动了，因此三个营里有两个没有能到达出击目标。还有一个倒是攻下了目标，但是那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无法防守的突出部。一定要说有什么切实的战果，那也只是抓住了几个俘虏，俘虏都交给坦克部队往后方送，坦克兵却把他们杀了。将军战绩拿不出来，倒是俘虏都给杀了。

　　“我有些什么可以写写的？”我问。

　　“可以写的都写在正式公报里了。你那只长颈瓶里还有威士忌吗？”

　　“有。”

　　他喝了一口，很舍不得似的舔了舔嘴唇。他当年在匈牙利轻骑兵里当过上尉，后来在红军的骑兵游击队当队长的时候，曾经在西伯利亚截获过一列车黄金，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那里守了整整一个冬天。我们是好朋友了，他是爱喝威士忌的，眼下已经死了。

　　“你快走吧，”他说。“你有车吗？”

　　“有。”

　　“拍到影片了吗？”

　　“拍了些。都是坦克的。”

　　“坦克！”他恨恨地说。“那帮猪猡！怕死鬼！你得小心着点，别把命给送了，”他说。“你是块作家的料。”

　　“我现在写不出来。”

　　“以后再写出来。以后你可以把一切都写出来。可别把命送了。要紧的是，别把命送了。好了，你快走吧。”

　　他的劝告他自己却没有能听从，因为两个月以后他就给打死了。可是，那天最奇怪的一件事倒是我们给坦克拍的影片冲洗出来竟是出奇的精彩。在银幕上看去，这些坦克一路上山，勇不可当，好似一艘艘巨轮一样登上了山顶，在一片隆隆声中，向着我们镜头里的那个胜利的假象直驶而去。

　　那天要说有谁离胜利最近的话，那恐怕就应该数那个高高地昂起了头退出战斗的法国人了。不过他的胜利也真是短命得很，他下山梁才到半山坡上，就玩儿完了。我们顺着山路下山去乘指挥车回马德里时，看见他摊开了手脚，倒在那里的山梁坡上，身上还围着那方毯子。

　　* * *

　　[1] 西班牙语：飞机。

　　[2] 威灵顿(1769—1852)，英国统帅，并曾历任首相、外交大臣等职。1808年至1815年间，曾带兵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拿破仑的部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