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短篇:怀俄明葡萄酒
怀俄明州的下午天气好热；群山在远处，你看得见山顶上的积雪，但山峦没有阴影，山谷里的庄稼地一片金黄，路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镇子边的小木屋全都在太阳下暴晒着。方丹家后面的门廊外有一棵树遮荫，我就坐在树荫下的桌子边，方丹太太从地窖里拿来凉爽的啤酒。一辆汽车从大路拐到小路上，停在屋子边。两个男人下了车，穿过大门走了进来。我把酒瓶放在桌子底下。方丹太太站起身来。
“山姆在哪儿？”其中一人在纱门门口问道。
“他不在这儿。在矿上。”
“你有啤酒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了。全喝光了。”
“他在喝什么呀？”
“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得了吧，给我们来点啤酒。你认识我的。”
“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行了，咱们上弄得到真正啤酒的地方去吧，”其中一人说道，他们就出去上车了。其中一人走路跌跌撞撞的。汽车发动时晃动几下，在路上飞快地开走了。
“把啤酒放在桌上，”方丹太太说。“怎么回事，好了，没事了。怎么回事？别放在地板上喝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说。
“他们喝醉了，”她说。“那才惹麻烦呢。回头他们上别处去，说他们是在这儿喝的 ［1］ 。说不定他们连记也记不得了。”她说法语，不过只是偶尔说说，而且还夹了好多英语单词和一些英语句法结构。
“方丹上哪儿去了？”
“他在做葡萄酒 ［2］ 。哦，天哪。他真喜欢葡萄酒 ［3］ 。”
“可你喜欢啤酒。”
“是啊，我喜欢啤酒，但方丹，他真喜欢葡萄酒。 ”
她是个身材丰满的老妇，肤色红润可爱，满头银发。她浑身上下干干净净，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是伦斯 ［4］ 人。
“你在哪儿吃的？”
“在旅馆里。”
“在这儿吃。他可不喜欢在旅馆或饭店吃。在这儿吃！ ”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再说旅馆里吃得也不错。”
“我从来不在旅馆吃饭。也许旅馆里吃得不错。我这辈子在美国只上过一次饭店。你知道他们给我吃什么？他们给我吃生猪肉！”
“真的？”
“我不骗你。是没煮过的猪肉。我儿子娶了个美国女人，经常给他吃罐头豆子。”
“他结婚多久了？”
“哦，我的天，我不知道。他老婆体重两百二十五磅。她不干活。不煮饭。她给他吃罐头豆子。”
“那她干什么？”
“她老是看书。光是看书。她经常躺在床上看书。她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她太胖了。肚子里容不下孩子了。”
“她怎么啦？”
“她老是看书。他是个好小子。干活卖力。以前在矿上干活，如今在牧场里干。他以前从没在牧场里干过。牧场主对方丹说他从没见过牧场里有谁干活比他更卖力的。他干完活回家，她竟没东西给他吃。”
“他干吗不离婚呢？”
“他没钱办离婚。再说，他很爱她。”
“她美吗？”
“他认为美。他把她带回家来的时候，我还当自己要死了呢。他真是个好小子，干活始终卖力，从不到处乱跑，惹什么祸。当时他出门到油田去干活，就带回来这个印第安女人，那会儿体重就有一百八十五磅。”
“她是印第安人？”
“她是印第安人倒没什么。哦，天哪。她嘴里老是挂着狗娘养的，该死的这种话。她不干活。”
“眼下她在哪儿？”
“看戏。 ”
“什么？ ”
“看戏。 电影。她只会看书和看戏。”
“你还有啤酒吗？”
“天哪，当然有啦。你今晚来我们这儿吃饭吧。”
“好吧。我应该带什么来呢？”
“什么也别带。一点也别带。也许方丹会弄到点葡萄酒。”
那天晚上我到方丹家吃晚饭。我们在餐室里吃，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我们尝了一下新酿的葡萄酒。酒味清淡可口，还有葡萄的味儿。餐桌上有方丹和他太太，还有小儿子安德烈。
“你今天干了些什么。”方丹问。他是个老头儿，矮小的身躯给矿里的活儿拖累坏了，一部飘垂的灰白胡子，明亮的眼睛，是圣艾蒂安 ［5］ 附近的中部人。
“我埋头搞我的书呢。”
“你的书都没问题吧？”方丹太太问。
“他意思是说他像个作家那样写书。一本小说，”方丹解释说。
“爸，我能去看戏吗？”安德烈问。
“当然，”方丹说。安德烈回过头来问我。
“你看我有几岁？你看我这样子有十四岁吗？”他是个瘦小子，但他的脸看上去有十六岁了。
“是啊。你这样子有十四岁了。”
“我到戏院时就这样低头哈腰，拼命装得小一点。”他嗓音很尖，又在变声。“要是我给他们一个两毛五的硬币，他们就收下了，可我要是只给他们一毛五，他们照样也让我进去。”
“那我就只给你一毛五了，”方丹说。
“不，给我一个两毛五的硬币，我会在路上把钱兑开的。”
“他看完戏马上就会回来， ”方丹太太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安德烈走出门去。晚上外面很凉快。他让门开着，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吃啊！”方丹太太说。“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我已经吃了两份鸡和法式炸土豆条，三个甜玉米，一些黄瓜片和两份凉拌蔬菜。
“也许他要点儿蛋糕，”方丹说。
“我应该给他来点儿蛋糕，”方丹太太说。“吃点干酪。吃点奶酪。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 我应该弄点蛋糕来。美国人就老爱吃蛋糕。”
“我吃了好多啦。 ”
“吃啊！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 全吃下去。我们什么也不剩。全吃光。”
“再来点儿凉拌蔬菜，”方丹说。
“我再去拿点儿啤酒来，”方丹太太说。“如果你整天在书厂里干活，肚子会饿的。”
“他不了解你是个作家， ”方丹说。他是个心细体贴的老头，说话用俚语，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军队服役时的一些流行歌曲也熟悉。“他自己写书，”他对太太解释说。
“你自己写书？”方丹太太问。
“有时写。”
“哦！”她说。“哦！你自己写书啊。哦！好极了。要是你自己写书的话肚子会饿的。吃啊！我去找点啤酒。 ”
我们听见她走在通向地窖的梯级上。方丹对我笑笑。他对没有他那种经历和世故的人十分宽容。
安德烈看完戏回来时我们还坐在厨房里讨论打猎。
“劳动节那天我们都到清水河去了，”方丹太太说。“哦，天哪，你实在应该到那儿去去。我们大家坐卡车去的。大家都坐卡车，我们星期天动身。坐的是查理的卡车。 ”
“我们吃啊，喝葡萄酒，啤酒，还有一个法国人带来一瓶苦艾酒， ”方丹说。“加利福尼亚一个法国人！ ”
“天哪，我们还唱歌。有个庄稼汉跑来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请他喝些酒，他跟我们待了一会儿。还来了几个意大利人，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玩。我们唱了一首关于意大利人的歌，他们听不懂。他们不知道我们并不欢迎他们，我们同他们没什么交道好打，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你们钓到几条鱼？”
“不多。我们去钓了一会儿鱼，可我们又回来唱歌。你知道，我们唱了歌。”
“晚上，”方丹太太说，“女人都睡在卡车上。男人就围在火边。 晚上我听见方丹来再拿些酒，我就跟他说，天哪，方丹，留些明天喝吧。明天可什么也没得喝的了，那时大家就要后悔了。”
“但他们都喝了， ”方丹说。“而且第二天他们一点也没有剩。 ”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一本正经地钓鱼呗。 ”
“没错，都是好鳟鱼。哦，天哪。都一模一样。半磅一盎司。”
“多大个儿？”
“半磅一盎司。吃起来正合适。都一样大小，半磅一盎司。”
“你觉得美国怎么样？”方丹问我。
“你也知道，美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爱美国。但吃得并不很好。过去还行。但现在不行。 ”
“对，”方丹太太说。“吃得并不好。 ”她摇摇头。“而且，波兰人吃得太多。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你吃得像波兰人一样多。’我根本不明白波兰人是什么。但现在我明白美国人了。波兰人吃得太多。再说，天哪，波兰人还爱吃咸的。 ”
“这地方打猎钓鱼倒不错，”我说。
“对。打猎和钓鱼最好。 ”方丹说。“你喜欢什么枪？ ”
“十二口径的气枪。”
“气枪很好， ”方丹点点头。
“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打猎， ”安德烈扯着小男孩的尖嗓门说。
“你不能去， ”方丹说。他回过头来跟我说了。
“你要知道，男孩子都是蛮子。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
“我要一个人去， ”安德烈说，嗓门又尖利又激动。
“你去不得，”方丹太太说。“你还太小。”
“我要一个人去， ”安德烈尖声说。“我要打水老鼠。 ”
“水老鼠是什么？”
“你不知道水老鼠？你一定知道的。人家叫做麝鼠的。”
安德烈从碗柜里拿出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双手在灯光下握住枪。
“他们都是蛮子， ”方丹解释说。“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
“我要一个人去。 ”安德烈尖声说。他拼命朝枪筒一头看着。“我要打水老鼠。我非常了解水老鼠。 ”
“把枪给我，”方丹说。他又对我解释。“他们都是蛮子，他们要互相开枪打来打去的。”
安德烈紧紧握住枪。
“看看倒可以。看看倒不妨，看看倒可以。 ”
“他就爱开枪， ”方丹太太说。“但他还太小。 ”
安德烈把那支二十二口径的来复枪放回碗柜里。
“等我长大了，我要打麝鼠，还要打野兔子，”他用英语说。“有一回我跟爸爸出去，他开枪打一只野兔子，只打到一点皮毛，我开了枪才打中了。”
“不错， ”方丹点点头。“他打中一只野兔子。 ”
“不过是他先打中的，”安德烈说。“我要自个儿去，自个儿打。明年我就能去打了。”他在一个角落里看了看，就坐下来看书了。吃过晚饭，我们走进厨房去坐坐，我拿起这本书，一看原来是本丛书——《弗兰克在炮舰上》。
“他喜欢书， ”方丹太太说。“不过这总比夜里跟别的孩子乱跑，去偷东西强。”
“书倒不是坏事，”方丹说。“先生也写书的。 ”
“对，是这样，没错。但书太多就坏事了，”方丹太太说，“这就是书的一个毛病。这就同教堂一样。教堂太多了。法国只有天主教和新教，而且新教徒很少。但是这里到处是教堂。 我到这里来一看哪，我的天啊，这么多教堂干什么啊？”
“一点不错， ”方丹说。“教堂太多了。”
“前几天，”方丹太太说。“有个法国小姑娘跟她母亲，方丹的表妹来这里，她对我说，‘美国不需要天主教徒。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美国人不喜欢你做个天主教徒。这就同禁酒法一样。’我跟她说，‘你要做个什么？嗨，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好。’可她说，‘不，在美国做个天主教徒没好处。’可我认为如果你是个天主教徒的话，还是做个天主教徒的好。改信别的教没好处。 天哪，没好处。”
“你在美国望弥撒？”
“不。我在美国不望弥撒，只是难得去一回。可我还是个天主教徒。 改信别的教没好处。”
“据说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方丹说。
“据说，但根本不知是不是， ”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美国的天主教徒并不多。”
“我们可是天主教徒，”我说。
“可不是，但你住在法国啊，”方丹太太说。“我可不信那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他在法国住过吗？”
“波兰人都是天主教徒， ”方丹说。
“一点不错，”方丹太太说。“他们上教堂去，回家时一路动刀子打架，礼拜天互相残杀一天。可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是波兰天主教徒。”
“所有的天主教徒都一样，”方丹说。“天主教徒都没两样。”
“我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说。“他要是天主教徒那才怪呐。我呀，我可不信。 ”
“他是天主教徒，”我说。
“史密特是天主教徒，”方丹太太沉吟说。“我决不会相信，天哪，他是天主教徒。 ”
“玛丽，去拿啤酒， ”方丹说，“先生渴了，我也渴了。 ”
“好的，就去，”方丹太太在隔壁屋子里说。她下楼去了，我们听见楼梯吱吱嘎嘎响。安德烈在角落里看书。我跟方丹坐在桌边，他把最后一瓶啤酒倒进我们两个玻璃杯里，瓶底里只剩下一点儿。
“这是打猎的好地方， ”方丹说，“我很喜欢打鸭子。 ”
“不过在法国打猎也非常好， ”我说。
“是啊， ”方丹说。“我们那边野味很多。 ”
方丹太太手里拿着几瓶啤酒从楼梯上来。“他是天主教徒， ”她说，“天哪，史密特是天主教徒。 ”
“你看他当得上总统吗？”方丹问。
“不，”我说。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到方丹家去，穿过镇上的阴凉处，沿着尘土飞扬的路，拐到小路上，把车停在篱笆旁边。这一天又很热。方丹太太来到后门口。她看上去真像圣诞老婆婆，干干净净，脸色红润，头发雪白，走路摇摇摆摆。
“啊呀，你好，”她说。“天真热，天哪。”她进屋去拿啤酒。我坐在后面的门廊里，透过纱窗和暑气下的叶丛，看着远处的群山。从树丛间看得见道道沟痕的褐色群山，山上还有三座山峰和一条积雪的冰川。山上的雪看上去很白很纯，不像真的。方丹太太出来，把几瓶酒放在桌上。
“你看见外面什么了？”
“雪。”
“这雪很美。 ”
“你也来一杯。 ”
“行啊。”
她在我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史密特，”她说，“要是他当上总统，你看我们总不愁没有葡萄酒和啤酒吧？”
“没问题，”我说。“相信史密特好了。”
“他们逮捕方丹的时候，我们已经付了七百五十五块罚金。警察抓了我们两回，政府抓了一回。我们挣到的钱，多年来方丹在矿上干活挣到的钱，加上我给人洗衣服挣到的钱，统统都付给他们了。他们把方丹关进监狱。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 ”
“他是个好人，”我说。“这么做真造孽。”
“我们可没多收人家钱。葡萄酒卖一块钱一升。啤酒一毛钱一瓶。我们从来不卖没酿好的啤酒。有好多地方刚酿好啤酒马上就卖，喝过的人个个都头痛。那又怎么样呢？他们把方丹关进监狱，还拿了七百五十五块钱。”
“真可恶，”我说。“方丹在哪儿？”
“他还在做酒呗。如今他得留神看着别出岔子。”她笑了。她再也不去想那笔钱了。“你知道，他就爱葡萄酒。 昨晚他带了一点回来，刚才你喝的，还有一点点新酒。最新的。酒还没酿好，可他喝了一点，今儿早上还放了一点在咖啡里。你知道，放在咖啡里！他就爱葡萄酒！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他那地方的人就是这样。 我住在北方那儿，人家什么酒都不喝。大家只喝啤酒。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大酿酒厂。我小时候可不喜欢那些货车上的啤酒花味儿，也不喜欢地里的啤酒花味儿。我不喜欢啤酒花。 不，天哪，一点也不喜欢。酿酒厂老板对我和妹妹说，到啤酒厂去喝啤酒，喝过以后我们就喜欢上啤酒花了。果然不错。后来我们就真的喜欢啤酒花了。他吩咐他们给我们喝啤酒。喝了我们就喜欢上啤酒了。不过方丹呀，他可喜欢葡萄酒呢。有一回他打死了一只野兔子，他要我用酒做调味汁来烧兔子，用酒、黄油、蘑菇和葱一股脑儿调制的黑调味汁来烧兔子。天哪，我真的做成了那种调味汁，他全吃光了，还说，‘调味汁比野兔子更好吃。’他那地方的人就是这样。他吃了不少野物和葡萄酒。我呀，我倒喜欢土豆、大腊肠，还有啤酒。啤酒不错。对健康大有好处。 ”
“是不错，”我说，“葡萄酒也不错。”
“你像方丹。不过这里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我看你也没弄明白过。美国人到这里来，在啤酒里搀威士忌。”
“不明白，”我说。
“是的。 天哪，是真的啊。还有一个女人呕在餐桌上。 ”
“怎么？ ”
“真的。她呕在餐桌上。而且后来她还呕在鞋里。 后来他们回来了，说他们还要再来，下星期六要再请一回客，我说，天哪，不行！他们回来时，我把门锁上了。”
“他们喝醉了可坏呢。”
“冬天里小伙子们去跳舞，他们坐了汽车开到这里，跟方丹说，‘嗨，山姆，卖给我们一瓶葡萄酒吧。’或者买了啤酒，再从兜里掏出一瓶走私酒，搀在啤酒里喝下去。天哪，我平生头一回看到这种事。在啤酒里搀威士忌。天哪，我真弄不明白那种事！”
“他们要吐一场，这样才知道自己喝醉了。”
“有一回，一个家伙到这里来跟我说，要我替他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饭，还喝了一两瓶葡萄酒。他们的女朋友也来了，后来他们就去跳舞了。我说，行啊。于是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可等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喝了不少啦。他们当下在葡萄酒里搀上威士忌。哦，天哪。我跟方丹说，‘这下要出毛病了！’‘是啊，’他说。 后来这些姑娘都吐了，好端端的姑娘，身体挺好的姑娘。她们就在桌上吐。方丹想方设法搀着她们，指点她们上洗手间去好好吐一吐，可是那些家伙说不，她们在桌上吐就行了。”
方丹进了屋。“他们再来的时候，我就锁上门。‘不成，’我说，‘给我一百五十块也不成。’天哪，不成。”
“这些人胡来的时候，用得上一句法国话，”方丹说。他站在那儿，热得神色苍老疲惫。
“怎么说？”
“猪， ”他拘泥地说，不大愿意使用这么厉害的字眼。“他们就像猪。这个字眼很厉害， ”他赔不是道，“可吐在桌上—— ”他难受地摇摇头。
“猪， ”我说。“他们就是——猪。混蛋。 ”
方丹不喜欢粗话。他很高兴说些别的。
“有些人很亲切，很通情达理，他们也来的， ”他说，“要塞里的军官，人都很好。好人啊。凡是到过法国的都想来喝葡萄酒。他们确实喜欢酒。”
“有个男人，”方丹太太说，“老婆从不让他出来。所以他就对她说他累了，上床去睡觉，等到她去看戏，他就径自上这儿来，有时就穿着睡衣裤，外面套件上衣。‘玛丽亚，看在上帝分上，来点啤酒吧，’他说。他穿着睡衣裤，喝着啤酒，喝完就回要塞去，趁老婆还没看完戏回家，先回到床上去。”
“这人古怪， ”方丹说，“但真亲切。 他是个好人。”
“天哪，不错，确实是个好人，”方丹太太说，“他老婆看戏回家时他总是睡在床上。”
“我明天得出门了，”我说。“到乌鸦自然保护区去。猎捕北美松鸡季节开始了，我们去凑凑热闹。”
“是吗？你临走前再到这儿来一趟。你再来一趟好不好？”
“一定来。”
“那时葡萄酒就做好了，”方丹说。“咱们一起来喝一瓶。”
“三瓶，”方丹太太说。
“我会来的，”我说。
“我们等你，”方丹说。
“明儿见，”我说。
下午前半晌儿我们就巡猎回来了。那天早晨我们五点钟起身。上一天我们刚痛痛快快打过猎，不过那天早晨我们一只松鸡也没看见。我们乘坐敞篷汽车，觉得很热，就在路边一棵树下停车，背着太阳吃午餐。太阳高挂，那块树荫很小。我们吃三明治，还把三明治馅抹在饼干上吃，我们又渴又累，等我们终于离开树荫，上了大路，回城里去时，心里都很高兴。我们跟着一条草原犬鼠驶近城，还下车用手枪打草原犬鼠。我们打中了两只，可是后来就不打了，因为没打中的子弹擦过石块和泥土，嘘哩哩地飞过田野，飞到田野那边了，那边沿河有几棵树，还有一所房子，我们生怕流弹飞向房子，惹出麻烦。所以就继续开车，终于开到下坡路，朝镇外的房子开去。开过草原我们就能看见群山了。那天山峦苍翠，高山上的积雪像玻璃般闪亮。夏天快到头了，不过高山上还积不起新雪，只有被太阳晒化的陈雪和冰，老远看去明晃晃地闪亮。
我们要来点儿凉的，要点儿阴凉的地方。我们给太阳晒焦了，嘴唇给太阳和碱土烫起泡来。我们拐到小路上，到方丹店里，把车停在屋外，走进屋去。餐室里边真凉快。只有方丹太太一个人。
“只有两瓶啤酒了，”她说。“全喝光了。新酒还没酿好呢。”
我给了她几只打到的鸟。“不坏，”她说。“行啊。谢谢。不坏。”她走出去把鸟放在阴凉处。我们喝完啤酒我就站起身。“我们得走了，”我说。
“你今晚再来行吗？方丹的酒就快酿好了。”
“我们临走前会再来的。”
“你要走？”
“是啊。我们早上就得走。”
“你要走，真太糟糕了。你今晚来啊。方丹的酒就要酿好了。我们趁你没走先送送你。”
“我们临走前会来的。”
谁知那天下午要发电报，要仔细检查汽车——一只轮胎给石子划破了，需要热补——没有汽车，我只好徒步进城，办理完必办的事才走得成。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已累得出不了门。我们不想说外国话。我们只想趁早上床。
我躺在床上，还没入睡，四下堆着准备打点的暑天用品，窗子都开着，山风吹进窗来凉飕飕的，我心里想，没上方丹那里去真不好意思——可是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我们一早上都忙着打行李，结束暑期生活。我们吃了午饭，准备两点钟上路。
“咱们一定得去向方丹夫妇告别，”我说。
“是啊，咱们一定得去。”
“恐怕昨晚他们等咱们去呢。”
“我想我们本该去的。”
“咱们去就好了。”
我们跟旅馆接待员告了别，跟拉里和城里其他的朋友告了别，然后就开车到方丹店里。方丹夫妇都在。他们见到我们很高兴。方丹神色苍老疲惫。
“我们还以为你们昨晚会来呢，”方丹太太说。“方丹备了三瓶酒，你们不来，他就都喝光了。”
“我们只能呆一会儿，”我说。“我们只是来告别的。我们原想昨晚来的。我们打算来，可是赶了路后太累了。”
“喝点酒吧，”方丹说。
“没酒了。你都喝光了。”
方丹神色很不安。
“我去搞一点来，”他说。“我只去一会儿工夫。我昨晚把酒都喝光了。我们原来是准备给你们喝的。”
“我知道你们累了。我说，‘天哪，他们准是太累了，来不了，’”方丹太太说。“去搞点酒来吧，方丹。”
“我开车送你去，”我说。
“行啊，”方丹说，“那样好快些。”
我们一路开着车，开到一英里外拐上一条小路。
“你会喜欢那种酒的，”方丹说。“酿得很好。你今晚晚饭可以喝这酒。”
我们在一幢木板屋前停下车。方丹敲敲门。没人应。我们绕到屋后去。后门也上着锁。后门四下都是空铁皮罐。我们朝窗子里张望。里面没人。厨房又肮脏又邋遢，可是门窗全都紧闭着。
“那狗娘养的。她到哪儿去了？”方丹说。他豁出去了。
“我知道哪儿搞得到一把钥匙，”他说。“你呆在这儿。”我眼看着他沿路走到邻屋去，敲了门，同出来应门的女人说话，最后总算回来了。他借到了钥匙。我们试试打开前门，又试试后门，可是都打不开。
“那狗娘养的，”方丹说。“不知她上哪儿去了。”
从窗子里看进去，看得见放酒的地方。靠窗还闻得见屋里的酒味。这味儿虽香，但有点难闻，像印第安人屋里的味儿。忽然间方丹拿起一块松动的木板，在后门边挖起土来。
“我能进去，”他说。“狗娘养的。我能进去。”
邻屋后院有个人正捣鼓着一辆旧福特车的一只前轮。
“你最好别进去，”我说。“那人会看见你的。他在看着呢。”
方丹挺直身子。“咱们再试试这把钥匙，”他说。我们试试转动钥匙，就是打不开。朝哪一边都只转动一半。
“咱们进不去，”我说。“咱们最好还是回去吧。”
“我要挖后门，”方丹提出道。
“不。我决不让你冒险。”
“我要挖。”
“不，”我说。“那人会看见的。这一来就会被当场抓住了。”
我们出了院子走到汽车边，开回方丹家，顺道停下车还了钥匙。方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英语咒骂。他语无伦次，弄得没话好说了。我们进了屋。
“那狗娘养的！”他说。“我们拿不到酒。我亲自酿的酒。”
方丹太太的满脸喜色顿时一扫而光。方丹双手抱头在角落里坐下。
“我们一定得走了，”我说。“喝不喝酒无所谓。等我们走了。你为我们喝就是了。”
“那疯婆子上哪儿去了？”方丹太太问。
“我不知道，”方丹说。“我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这下子你们一口酒也喝不到就走了。”
“那没关系，”我说。
“那不行，”方丹太太说。她摇摇头。
“我们得走了，”我说。“再见了，祝你们好运。我们过得很愉快，谢谢你们了。”
方丹摇摇头。他丢了面子。方丹太太满脸愁容。
“别为酒的事难受了，”我说。
“他要你喝他酿的酒，”方丹太太说。“你明年能再回来吗？”
“不。不定要到后年。”
“你瞧瞧？”方丹对她说。
“再见，”我说。“别把酒的事放在心上。等我们走了，你们为我们喝些就是了。”方丹摇摇头。他没笑。他倒霉的时候自己有数。
“那狗娘养的，”方丹自言自语道。
“昨晚他原来有三瓶酒，”方丹太太说，想安慰他。他摇摇头。
“再见，”他说。
方丹太太双眼泪水汪汪。
“再见，”她说。她替方丹难受。
“再见，”我们说。我们都感到很难受。他们站在门口，我们上了车，我发动马达。我们挥挥手。他们一起忧伤地站在门廊上。方丹神色很苍老，方丹太太愁容满面。她跟我们挥挥手，方丹进了屋。我们拐到大路上了。
“他们很难受。方丹难受死了。”
“咱们昨晚应当去的。”
“是啊，咱们应当去的。”
我们开过城区，开到城外平坦的大路上，两边庄稼地里一片残茬，右边远处是群山。看上去像西班牙，可这里是怀俄明。
“我希望他们都交好运。”
“他们不会交好运，”我说，“史密特也不会当上总统。”
混凝土路面到此为止。现在路面是铺石子的，我们离开平地，开上两座山麓之间；山路蜿蜒而上。山土都是红的，长着灰蒙蒙的一丛丛鼠尾草，随着路面升高，我们看得见小山对面和山谷平原对面的山峦。群山越来越远了，看上去格外像西班牙了。山路又蜿蜒向上了，前面路上有几只松鸡在尘土里打滚。我们向松鸡开去，它们就飞走了，急速拍打翅膀，然后轻快地成长长的斜线飞行，落在下面山坡上。
“这些松鸡真大，真可爱，比欧洲的松鸡大多了。”
“方丹说这是个打猎的好地方。”
“狩猎季节过去了呢？”
“那时他们都死掉了。”
“那小伙子不会死。”
“没什么证明他不会死。”
“咱们昨晚应当去的。”
“是啊，”我说。“咱们应当去的。”
刘文澜 译
* * *
［1］ 在美国如果醉汉开车肇事，警方要追究他刚才喝过酒的酒店责任。
［2］ 原文是法语。以下排仿宋体处原文均为法文。
［3］ 原文是法语。以下排仿宋体处原文均为法文。
［4］ 法国北部地区。
［5］ 一译圣太田，法国东南部城市，卢瓦尔省首府。
